29歲或是19歲當市長,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如果當選的是韓愈或晏殊,人們一點都不會驚詫。
要論過去千年中最受羨慕的文人,那是非晏殊莫屬。晏殊被人艷羨,不是因為文學成就,而是由于仕途順利。論文學成就,唐宋時期的作家群星璀璨,晏殊只能算是二流作家,但其仕途的順利千年來難有其匹。晏殊小時候是神童,7歲能文,14歲時與千余名考進士的人一起應試,神色自如,援筆立成,皇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此后仕途順利,53歲時居相位,人稱太平宰相,過著“一曲新詞酒一杯”的愜意生活。
與晏殊相比,中國歷代文人仕途能如此順利的微乎其人。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韓愈為例,他20歲開始參加進士考試,三次均告失敗,第四次才成功。之后,為了取得做官的資格,又在吏部組織的考試中連連敗北,三次成績都不理想。為了謀求任職,三次上書宰相,沒有任何結(jié)果。到了29歲時,才跟隨出任節(jié)度使的原宰相董晉做一個幕僚,4年后才回到京師出任正七品的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
韓愈是歷史上的大才,為了獲得做官的機會歷盡艱辛。但如果把他的經(jīng)歷放到整個唐代歷史上看,他其實還算順利。以考進士為例,唐代有個說法,叫做“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其意思是,熟悉儒家經(jīng)典的明經(jīng)科容易考,如果你30歲才考上,那已經(jīng)算“老”了;而考作詩寫賦的進士科很難,50歲考上還算是“少”的。韓愈的朋友孟郊就考了很多次,46歲才中進士。還有很多人考N次都沒考上,只好斷了再考的念頭,如詩人羅隱,考了10次而不成功,無奈作罷。
從中國歷史上看,盡管科舉之途非常艱辛,但很少看到否定這一制度的言論?婆e制度在明清時代走向約束知識階層思想的一面,那不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在應試內(nèi)容的指導思想上出了偏差。中國有確切歷史記載的進士考試始于公元622年,到1905年被取消,沿襲了1283年。中國古代的官員選拔制度存在三種形式:世襲制、薦舉制和科舉制。先秦時代的世襲制因不能適應時代要求被揚棄。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實行的薦舉制,因推薦不能出以公心,出現(xiàn)“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濫舉情況,薦舉權(quán)被壟斷還出現(xiàn)勢族(世族、士族)勢力而加重了社會不公,最終被淘汰。只有科舉制,隋唐以后得到不斷健全和沿承?婆e制在千余年的歷史中被整個社會認可,關(guān)鍵之點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競爭機會。有了科舉制,一個人,不靠背景,不需出賣人格,而只需靠制度提供的機會,就能實現(xiàn)個人價值,及效力國家、服務百姓的理想。
在科舉制的精神和內(nèi)核之中,年齡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明確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競爭機會。韓愈25歲就中了進士,唐代的進士考試每年舉行一次,每次考上的不過30人左右,其難度要比現(xiàn)在北大、清華的碩士、博士入學考試大得多。而以韓愈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為和影響力而論,其優(yōu)秀的德行和出色的才華也沒有人會懷疑,但是韓愈在29歲時還是沒有獲得理想的職位,原因只是在于當時的官員選拔和任命是制度化的。韓愈雖然不順利,但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有懷疑這套制度的公平性。
官員選拔的關(guān)鍵,是有沒有一個不看年齡,而僅看才華和品行的制度化的選拔機制。存在這樣的機制,出現(xiàn)29歲的市長人們不會驚詫,像韓愈那樣,29歲時學識和閱歷已經(jīng)很豐富了;即使出現(xiàn)19歲的市長也不會驚詫,像晏殊那樣,14歲就是進士了,他們的德行和才華有目共睹,任命也符合制度化要求。
因此,人們真正關(guān)心的,是29歲當市長,究竟是出于競爭機會平等的制度,還是僅僅是無法復制的特例?人們還會問:比之更優(yōu)秀的29歲年輕人大有人在,為什么他們不能被選為市長?能不能給更多更優(yōu)秀的29歲年輕人當市長的機會,能不能使人才選拔機制更加完善?其關(guān)鍵,還是在于是否存在一個明確的、注重程序的、競爭機會平等的制度。(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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