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重慶渝北區(qū)交通局的5名局領導,成為中國首批因績效考核不過關而集體下課的官員
2005年3月17日下午6點半,重慶市渝北區(qū)交通局局長助理樊照華決定回家了。
外面已經飄起了零星小雨,樊照華試圖下樓去門房找一把傘。但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記者在外守候,一溜煙上樓又回到了辦公室。
一個月前,樊在局里的職務還是紀檢組長(副處級),轉眼間被降為局長助理,級別組織上沒有明言,樊自己的理解是正科級。
與樊照華同時被“貶”的,還有4名同事——原交通局局長鄧萬學、副局長朱長舉、副局長詹如舉和局長助理童作良。其中鄧、朱兩人辭職后到區(qū)房管局與水利農機局任調研員,詹如舉與童作良留原單位,職務分別是局長助理和助理調研員。
上個月25日,他們所執(zhí)掌的交通局,已是連續(xù)兩次在區(qū)委進行的部門服務社會評議中名列倒數(shù)第一。
因績效考核倒數(shù)致使領導班子“集體下課”,據稱在重慶乃至全國還是首例,而對涌來的媒體,樊照華被推出來充作5人的“發(fā)言人”,因為樊搞過多年的組織工作,區(qū)委認為,他應該能體會組織做此決定的意思,說話會有分寸。
這是一個可能令樊尷尬的差使——“集體下課”的依據是2003年重慶市出臺的《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該辦法被稱為中國內地第一個以政府規(guī)章形式出臺的“高官問責制”。
而那時樊正好在重慶市委組織部任職,見證了這項制度的出臺。那時,他顯然無法預料,自己竟成為撞上“問責風暴”的第一批官員。
無錯也“問責”
“交通局的領導班子犯了什么錯?”
這幾乎是每個記者都提出的問題,也讓渝北區(qū)委難于明確回答。實際上,交通局的原有班子并非不作為,局里的工作也不是一無是處,更難以挑出什么明顯的錯誤。
身處風暴中心,樊照華每次面對媒體都要重復相同的一句話,“我們努力了,但還是兩次觸碰了高壓線,我們沒有任何怨言!
2003年12月3日,中共重慶市渝北區(qū)委正式實施了《部門服務社會評議辦法》,這項被樊照華看作“高壓線”的評議制度這樣規(guī)定:區(qū)委通過民主測評的形式,每年面向社會各界對進駐區(qū)行政審批服務大廳的34個部門進行兩次服務意識、工作質量、辦事效率、廉政等方面的意見征集,評議結果將作為衡量領導班子能力和政績的一項重要依據,與干部的提拔使用和年度目標考核掛鉤。
《辦法》中特別規(guī)定,“對連續(xù)兩次評議(含跨年度)倒數(shù)第一名的單位,責令該領導班子所有成員集體引咎辭職,該部門年度目標考核也實行一票否決”。當時,樊剛從市委組織部調至渝北區(qū)交通局,發(fā)現(xiàn)這里與組織部的工作大不一樣。
用他的話說,交通局的工作都在路上,而路好不好,都是明擺著的,群眾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群眾間就普遍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渝北有全重慶市最漂亮的路,也有全重慶市最糟糕的路渝北轄區(qū)內319國道的路況長期較差,來往過路車輛不少是附近采石的超載車,不僅安全受到影響,也給群眾造成交通部門監(jiān)管不力的印象。
不久,針對34個部門的第一次社會評議展開了。評議采用表格調查的形式,每位參與評議的人員(包括區(qū)領導,鎮(zhèn)、街和區(qū)級各部門黨政主要領導,開發(fā)區(qū)副科級以上領導,基層群眾和企業(yè)代表等)一張,然后在對每個部門打鉤或者填寫意見。評議等次分為好、較好、一般、差4個等級,最終,評議結果由區(qū)統(tǒng)計局專門進行統(tǒng)計。
樊照華記得第一次評議結果出來后,排在末位的是國土局。這令當時國土局的領導班子局促了許久,迅速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積極扭轉群眾中的“形象”。
到第二次評議結果出來后,倒數(shù)第一的帽子就轉給了交通局。
社會評議中反映交通局最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交通建設城鄉(xiāng)反差太大,鄉(xiāng)村公路建設特別滯后,影響群眾出行;二是城區(qū)公交車破舊、管理混亂,不少車輛亂停濫拉,違章超載情況比較突出,市民意見很大;三是轄區(qū)內319國道路況長期較差,過路車輛安全受到影響。令樊照華當時感到有些詫異的是,反映的問題里第一個、第三個確實存在著,而第二個問題反映的情況,卻并非屬于他們管轄范疇,“那是交警部門的職權范圍。但群眾眼里只看見路通不通暢,這個黑鍋只有交通局給背!
對于確實存在的問題,交通局高度重視。科級以上干部還專門進行幾天封閉式會議,認真地查找問題,制定整改方案,并且在以后的半年時間里,確實加強了對鄉(xiāng)村道路與319國道的資金投入,僅對319國道就追加600萬元的翻修資金。
而另一面,下半年交通局的工作任務日益繁重了起來,“市長峰會”、“一小時渝北”等壓在交通方面的工作都使交通局投入了大量精力。樊照華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了。當他認為可以趁過年稍事休息一下的時候,第三次社會評議的結果出來了。
風暴后的官員命運
那是2005年春節(jié)前,一天晚上11點多,區(qū)委組織部的領導打來電話告訴他,“又是倒數(shù)第一!
樊照華立即給局長鄧萬學撥去了電話。兩人商量,與其眼睜睜地等著處理,不如早檢討錯誤,爭取主動。那天晚上,全區(qū)停電,樊和鄧提著筆記本電腦住進了賓館。忙乎了一整夜,第二天樊將一份檢討送到了區(qū)委領導桌上。
區(qū)委領導給出的答復是,先“安穩(wěn)過年”。
但樊照華這個年過得卻不安穩(wěn),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因為對于交通局領導班子的處理意見尚未給出,大家都開始避嫌。大年初三,他試著給一位領導撥去電話,原本只是打算拜個年,接電話的人捂著話筒問,“樊照華的電話,接不接?”
2月中旬,區(qū)委常委召開討論會,22位常委全票通過交通局領導“集體下課”案。聽到消息的那一刻,樊照華心里反而輕松了許多。“評議倒數(shù)第一,不是鬧著玩的!狈杖A當時給自己寬心。
2月28日,在有部分職能部門和新聞媒體參加的區(qū)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區(qū)委書記劉光全說:“鄧局長在任職期間工作是努力的,但兩次社會評議倒數(shù)第一,雖然做了努力,但群眾不滿意,這是根本的標準!
區(qū)人大主任伍承志也認為,交通建設工作近幾年一直是區(qū)委工作的重點,交通局確實做了大量工作,但離群眾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與此同時,第三次評議中位列倒數(shù)第二的渝北區(qū)商委兩位副主任也被要求向區(qū)委區(qū)政府寫出檢討,進行整改,最后被處以“改非”(改為非領導職務),調整為商委“調研員”。
第二天,全省各大報紙刊登了重慶市渝北交通局班子“集體下課”的消息。晚上吃飯的時候,在西南政法大學上學的兒子拿著報紙和樊照華有這樣一段對話:
兒子:爸別干了。
樊照華:不干這個去干嘛。
兒子:到我們學校門口賣麻辣燙吧,比干這個省心、賺錢。
樊照華無言以對。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