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機會與誘惑幾乎同時多了起來。
有人把握了機會,有人沒有抵制住誘惑。在誘惑面前失守的人,如果是一個權力掌握者,受到損害的可能將是公共利益。
當權力不受制約時,貪腐就會大行其道。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30年的反腐敗之路,也可被解讀為對權力的制約之路。
忌諱時代
“殺!”
一群白發(fā)老人握緊拐杖向地上一戳,齊聲說道。
那一幕,給年輕的法律學者林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參加了一次內部通風會,通報的內容是當時查處的官員腐敗問題,與會的人員,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后來調到中央黨校的林喆成為著名的反腐問題研究專家,而當年,她對貪腐問題還比較陌生。
彼時的中國,計劃經(jīng)濟的列車在轟鳴中開始向市場經(jīng)濟轉軌。雙軌制并行期間,各利益集團開始粉墨登場,一批官員的貪污、腐化的問題開始顯露。
通報的內容,顯然超過了老干部們的忍受程度。通報結束后,會場上一片沉寂。
一名70多歲的老干部,嘴唇顫抖著說:“戰(zhàn)友們,怎么辦?怎么辦?”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個字——“殺!”
這一幕讓林喆非常震驚!拔耶敃r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導致了這些老人如此痛恨的腐敗。”
在當時,“腐敗”一詞還不通用,媒體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詞。“生活腐化”成為當時許多落馬官員的罪狀。
在這次通報會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編輯找到林喆,約她寫一本關于腐敗的“暢銷書”,并強調,這本書至少能讓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讀懂。
林喆接下了這個題目。對腐敗問題深入研究后,她認為腐敗就是指權力腐敗。“腐敗的根源就在于權力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異化機制。任何權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會走向腐敗。”
林喆將重點放在對權力的分析上,她很快發(fā)現(xiàn),這不是一本寫給高中生的書。
一年后,當林喆將題為《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的書稿交給出版社時,最初約稿的編輯詫異了!案瘮∨c權力有什么關系?腐敗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絕出此書。
1992年,仍然是一個忌諱的時代,腐敗還不是一個可以公開深入探討的問題。正如中國的發(fā)展之路在摸索中前進一樣,林喆的書稿也幾經(jīng)沉浮,旅行了大半個中國,幾經(jīng)退稿。
在著書過程中,林喆也對“是否是改革開放引發(fā)腐敗”做出明確的回答——
“不是這樣!
最初的腐敗
就在林喆被白發(fā)蒼蒼的老干部們的憤怒觸動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場政界丑聞震動朝野——一個清潔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舉報,深入調查后,人們發(fā)現(xiàn),執(zhí)政黨和在野黨都在大肆貪污索賄。
貪污腐敗已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難道是中國打開國門,才導致貪腐現(xiàn)象流入并蔓延?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出現(xiàn)貪污腐敗分子了!绷謫凑f。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就開始注意到貪腐潛在的威脅。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醒人們,“不要被沒有拿槍的敵人征服”。
1951年,一起貪腐大案震驚全國。當時擔任天津地委書記的張子善和前任劉青山,被發(fā)現(xiàn)貪污救濟糧款、治河款等,總計超過171億元(舊人民幣)。1952年2月,兩人被執(zhí)行槍決。
兩個月后,新中國即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包括國家機關、企業(yè)、社會團體、軍隊,成為這部條例規(guī)范的對象。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是在當年的“三反運動”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貪污”。按照當年五大行政區(qū)統(tǒng)計,有122萬余人被發(fā)現(xiàn)有貪污腐敗等行為。
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開了三次反腐運動。
此間的各種運動,雖然有擴大化的傾向,但也說明,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初掌權力的部分人就出現(xiàn)了貪腐的苗頭。
這一切,都記錄在了林喆的書中。
不過,一個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之初,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來那樣嚴重,也并未蔓延。對此,林喆援引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解釋,一是因為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為時不時的政治運動,極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權力。
后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權力的一種極端的辦法。
就在中國用更極端的辦法限制官員權力的同時,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這個機構使得香港成為全球最為廉潔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后,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恢復。多年以后,這個黨內機構成為貪腐分子最害怕的單位。
與各級紀委陸續(xù)恢復的同時,1980年,在“文革”期間停止運作的檢察機關開始恢復。中國的檢察機關除了具有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外,還同時擁有偵查的權力,檢察院也成為反貪腐最前沿的法律機構。
這一年2月,26歲的童海?既氚不帐●R鞍山市當涂縣檢察院,成為一名書記員。
2002年,童海保獲選中國十大杰出檢察官,這名長期在反腐一線工作的檢察官,2003年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后,因為一連串的反腐議案,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的檢察院,地位遠遠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檢察院是干什么的。讓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當涂縣,甚至有人拿著木材檢查單走進檢察院,以為這里是木材檢查站。
當時貪腐案件比較少。事實上,可被貪污的資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經(jīng)辦過一個貪污案,一個小學校長貪污購買作業(yè)本的提成費獲刑三年,金額是2000元。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貪污1000元即可定罪,現(xiàn)在這個數(shù)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會已經(jīng)悄無聲息地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而對權力的限制和監(jiān)督的力度并未及時跟上。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學生畢業(yè)分配、企業(yè)的供銷人員尋找客戶,托關系、走后門一時流行。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情況變得嚴重起來,倒賣耐用消費品在沿海地區(qū)開始猖獗,一些握有權力的政府機構也參與其中。官辦企業(yè)成為經(jīng)濟領域最活躍的力量。據(jù)當時統(tǒng)計,從1986年到1988年,全國猛增了30萬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業(yè)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別是一些高干子弟依仗權勢和各種關系經(jīng)商,倒賣各種緊俏商品大獲其利。
緊跟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這次腐敗高潮,便是反腐力度的加大。
1986年1月6日上午到9日下午,8000多名中央機關干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在這個被稱為“八千人大會”上,中央號召中央黨政機關全體黨員干部在端正黨風中成為全國的表率。
同一時期,全國各地的檢察院相繼成立了反貪污賄賂局(以下簡稱反貪局),偵查范圍也更細化為國家工作人員。
“成立反貪局后,打擊的目標更明確了,我們也配備了測謊儀等更多的偵查工具!币恢痹诨鶎訖z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說。
很多人對反貪局寄予厚望,甚至希望這個機構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樣一舉滌掃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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