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慈善投入者們既不是圣人——可以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是盜賊——要利用別人的善良得到不義之財。他們希望,不要追究他們的動機,也不要懷疑他們的善良
“我想幫助麻風病人,有新加坡政府給我錢,我想捐贈給湖南麻風病人!
7月25日,記者用手機短信問住在長沙第一福利院的楊海:“為慈善付出了健康的代價,是否后悔?”一天后,楊海回復了短信,而且將上述答案連發(fā)了兩遍。
楊海曾是一個公眾人物。他現在已說話不清。這個畢業(yè)于湖南師范大學英語系、在美國駐華使館任過職的青年人,曾經號稱是中國的“慈善個體戶”。10年前,他掛靠在一家慈善組織,在沒有工資、津貼和預算撥款的情況下,完全依靠個人的力量向國外募捐,曾經為內蒙古草原衛(wèi)生院募集了數十萬美元的醫(yī)療設備和藥品;他還翻山越嶺深入湖南的麻風村,為素不相識的麻風病人玩命奔波。一年多前,楊海突發(fā)腦梗阻,他說話的能力喪失了,只能夠用寫的方式簡單交流,且思路還不是太連貫。發(fā)短信是目前外界惟一可以和楊海交流的辦法。
楊海的朋友李晉濤告訴記者,楊海突發(fā)重疾時,因沒有任何醫(yī)療保障,無力長期承擔巨額醫(yī)藥費,后來被朋友們送到了長沙市第一福利院。開始時,朋友們還以每人每月100元的方式自愿捐助,時間長了,社會捐款逐步減少下來。楊海的助手余昌盛很驚訝記者還在關注這件事情。
如今,李晉濤正在努力想讓楊海成為低保人員,從而可以名正言順地在福利院里休養(yǎng)。由于沒有“正式”工作,沒有城里戶口,辦理低保困難重重。
而在楊海的家鄉(xiāng),湖南一個貧困的山村,村里的人卻在教育孩子說:“你們讀好書了,千萬不要跟楊海學,(弄成這個樣子,是對父母)沒有良心!
艱難的關愛
“剛才我親愛的老公沒了,這就是我做公益最大的(代價)?因他胸口痛要做(手術)?要5000元,我一時拿不來,結果命沒了。中國對公益工作人要立法!
7月30日凌晨3點,記者已經完稿時,卻意外地收到了北京通州區(qū)關愛中心主任常夢發(fā)來的短信,得知了這個不幸的消息。
而就在幾天前,本刊采訪常夢,她還是風風火火地忙著關愛中心的運轉:房子漏了,請民工;家長來了,要談話;要聯系北京的新聞媒體尋求社會捐助。雖然她也向記者抱怨:“下輩子打死我也絕對不干了,這不是覺悟能夠推動的事業(yè)。”
北京市通州區(qū)關愛中心是一個以照顧單親家庭殘疾孩子為主的公益機構,托養(yǎng)在這里的多是一些失去家庭溫暖的殘疾兒童,每個孩子身上幾乎都有著令人心酸的故事。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常夢就這樣成為了十多個特殊孩子們的“媽媽”。
談及做慈善的代價,常夢只用了一個“慘”字來形容。“關愛中心”在民政局注冊,因為是公益事業(yè)不能夠按照企業(yè)運作,上級撥款和社會資助款項基本用在了關愛中心的基礎建設,不能夠用來還債。常夢先后投資了近30萬建造了關愛中心,如今只還上了4萬多元。
盡管經費拮據,關愛中心的收費相比同行仍然很低,每個月的托養(yǎng)費僅700元左右,個別特困家庭只用交200元,按照北京的消費水平,這點錢在城里連請一個日班保姆都不夠。令常夢內疚的是,這里的老師很累,薪資福利卻長期處于低水準。常夢的先生黃雁平為支持妻子創(chuàng)辦的事業(yè),辭職加入關愛中心,同時也失去了醫(yī)療保障。結果得病了卻拿不出藥費,常夢只能在一旁默默流淚。即使在丈夫病情最危急的時刻,她也沒敢動公益賬上一分錢。熬不下去的時候,她也曾想過干脆收攤,但是面對著殘障的孩子們,終究下不了決心,畢竟養(yǎng)個小貓小狗還有感情呢:“前輩子欠這些孩子的,這輩子還不清了。孩子們回到家了就想我,邪了門了,我還想他們!你怎么能收攤?”常夢反問。
為了能留住人,常夢把個人的工資都墊了進去。偶爾有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來求職,常夢就苦口婆心,不斷向對方灌輸,就當是自費實習了,對將來總有一個提升。但是她也明白,這不是長久之計,錢太少了將來找對象都困難,總不能夠耽誤人家。
揮別第九世界
“我們不能要求志愿者必須把事情永遠做下去,或者在貧困地區(qū)工作幾十年,‘獻了青春獻終身,還獻家庭和子孫’,這樣除了圣人還有誰愿意成為志愿者呢?志愿者也是普通人,也要孝養(yǎng)父母,也要成家生子,也希望過富裕舒適的生活,也要面對家家都有的那本難念的經。”這是大洞“復新”團隊負責人徐慎檀在文章《我所理解的志愿者》中的表述。
徐慎檀在貴州從江縣雍里鄉(xiāng)支教,那里被稱做是“第九世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的第三世界,貴州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貧困的從江則是貴州的第三世界。志愿者們就在這里開設了大洞“復新”實驗班,除了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內容,還教孩子們《大學》《中庸》,講授火災、溺水、農藥中毒等各種常見危險的避險和急救。
盡管經費艱難,正常情況下,大洞的志愿者每月還是能夠領到300塊錢生活費——雖然這里的實際花費將近1000元。事實上,包括徐慎檀在內,大部分人還是貼進了自己的積蓄,甚至借債度日。徐慎檀告訴記者,一些有水準、有責任感的志愿者最后是因為沒有錢了,不得不放棄支教工作。有一次,團隊的全部賬面上只剩下了6塊錢,靠一個杭州的朋友賣了家里東西,郵寄來3000塊錢才解了燃眉之急。
作為團隊的負責人,徐慎檀一直勸告大家,做了一兩年,累了,想回去了,開始懷念城市的豪華生活了,就應該高高興興地離開。因為愛心不一定要舍生忘死,不一定要“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她常常勸前來應聘支教工作的志愿者一定要想好,首先是要征得家人的同意,照顧好自己的家庭,其次要考慮支教兩年以后,你該怎么去面對你的城市?這也是她自己要考慮的問題。大洞“復新”團隊一直堅持在網上發(fā)布著支教日記,曾經在北京外企任職的徐慎檀記下了自己的擔憂:“從昨天開始,小龐多次提醒我,要開始考慮回北方以后的生活了,畢竟現實永遠是我們要面對的。在這里工作兩年,對于競爭激烈的北京職場,年齡增加了但企業(yè)經驗沒有增加,競爭就將處于劣勢,我必須認真考慮何去何從!
徐慎檀是悄悄離開的。記者追看著大洞“復新”的支教日記,才發(fā)現采訪她的當天晚上,她平靜地結束了自己在這里兩年多的志愿者工作:“徐慎檀明天將離開,收拾了一天東西終于妥當,她7月份的生活補助按照她的意思將捐贈給團隊作為電話費支出,謝謝她。晚上的稀飯,為徐慎檀餞行,我們無法做到豐盛,但是夠獨特!
而在白天接受采訪時,她卻沒有流露出要走的意思,她甚至也沒有告訴鄉(xiāng)里。
“無國界”的選擇
“我想,假如你在國內有家庭有工作,大概不會選擇成為海外志愿人員,因為在志愿行動結束以后,是不大可能可以回到曾經努力爭取得到的工作崗位。”32歲的無國界醫(yī)生組織國際志愿人員潘淵在電郵中告訴記者。他此刻正在緬甸擔任后勤統籌。
無國界醫(yī)生組織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國際醫(yī)療人道援助組織,在全球有240萬捐助者和數千名志愿人員,中國大陸目前共有4名志愿人員參與其海外救援項目,潘淵是其中之一。他曾經遠赴北蘇丹支援當地的黑熱病項目,在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工作了16個月,還曾在孟加拉國南部難民營、西非塞拉利昂、中亞烏茲別克工作過,并曾在巴基斯坦參與2005年10月大地震的緊急救援工作。潘淵表示,他的外國同事曾認為中國人只是經營洗衣店、開餐館或者賣鞋諸如此類的生意的,“假如你是亞洲人參與人道救援行動,通常中國是人們最后一個(他們)猜到你來自的地方!
1998年,一位朋友告訴他無國界醫(yī)生的云南項目在招募一個臨時翻譯。潘淵從此踏入了另外一種生活,后來則逐步成為了專職的志愿人員。但是他的行為并沒有得到周圍人的理解。潘淵的母親以沉默回應,父親則在最初兩年不認同潘淵的選擇,常常叫他要想清楚未來。一些親友問潘淵,為什么他要去像非洲這樣充斥著疾病,貧窮和戰(zhàn)爭的地方?他們認為即使想幫別人,也應等到賺夠錢,有相當能力之后。這和潘淵在無國界組織中的其他國家同事的際遇形成對照。那些同事,他們大都早有計劃要在一生中用上一年時間,為人道救援做一些事情,他們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須擁有的經歷。一位來自荷蘭的同事,來之前得到公司的支持,可以獲得一年的無薪假期。潘淵告訴記者,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坝袝r我甚至想,他的老板給予他這樣的機會,是不是因為自己也曾經有這樣的志愿工作經歷,或者是他也想要成為志愿人員!
如今,“不合常規(guī)”的潘淵仍然孤獨奔波在路上,9年過去了,他的同學們都小有成就,家人則期盼著重聚的時光。潘淵并不后悔,他只是羨慕國外同事們所擁有的更寬松的氛圍,希望有一天中國也能夠擁有同樣的社會環(huán)境。
至于自己付出的代價,他在給本刊的郵件回復中表示:“我想回應這次采訪的標題。我認為一顆關懷他人、投入志愿工作的心是無價的。無論是慈善,或是人道行動,都不需要付出代價!(羅雪揮 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