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席軍事評論家張召忠

　　文／蘭草

　　張召忠簡介

　　張召忠，1952年生于河北鹽山，197O年入伍，1974年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學習。現(xiàn)任國防大學軍事科技與裝備教研室主任、教授。通曉阿拉伯語、英語。學過日語，曾到伊拉克、美國、瑞士、意大利、以色列等國工作和訪問。當過戰(zhàn)士，擔任過外語翻譯，后來便長期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先后有8項成果獲得國家部委和軍隊級科技進步獎，1993年起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先后兼任中國軍事未來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防科技信息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海洋學會理事、中國太平洋學會特邀研究員。學術成果豐碩，發(fā)表論文數(shù)百篇，專著十余部，計50O多萬字。代表性專著有《海戰(zhàn)法概論》、《海洋世紀的沖擊》、《現(xiàn)代海戰(zhàn)啟示錄》、《兵器知識庫》、《誰能打贏下一場戰(zhàn)爭》、《下一個目標是誰》、《戰(zhàn)爭離我們有多遠──張召忠點評軍事革命》，以及新著《話說國防──張召忠教授演講實錄》等。

　　記者前言：4月30日中午，記者從平安里打車直奔位于北京西郊的國防大學。我知道能在“五一”長假前。采訪到張召忠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早就開始準備和閱讀有關張召忠的一些背景材料和論文專著。

　　客觀地說，軍事愛好者熟悉張召忠已經(jīng)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因為10年前他的一些論文和專著就開始為人們所關注。特別是他在中央電視臺“軍事天地”欄目中主講的《三十六計古今談》、《艦船知識》的節(jié)目，以及在電視臺多次擔任嘉賓進行重大事件的評論和分析，給人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盡管如此，普通百姓認識張召忠，還是在1998年2月的“沙漠驚雷”行動、12月的“沙漠之狐”行動和1999年的科索沃戰(zhàn)爭中。他在中央電視臺“中國報道”、“世界報道”、“軍事報道”、“中國新聞”、“新聞調(diào)查”等欄中頻頻亮相，以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精辟的分析、判斷和預測贏得了觀眾的高度評價，從而成為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一位軍事評論家。

　　伴隨著戰(zhàn)爭的硝煙，去年相繼推出的《誰能打贏下一場戰(zhàn)爭》、《戰(zhàn)爭離我們有多遠》、《下一個目標是誰》。這三本書都成為暢銷書，半年多的時間內(nèi)就再版兩三次，銷售五六萬冊。軍事圖書如此受普通大眾的歡迎和青睞，是極為少見的。因此，許多媒體開始關注“張召忠現(xiàn)象”，有人稱其為“軍事明星大腕”。香港鳳凰衛(wèi)視臺稱之為“中國首席軍事評論家”，《環(huán)球時報》說他是“軍事研究領域中的頂尖級學者”。當我閱讀了他撰寫的部分專著之后，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識英雄”。30萬字的新作《話說國防》一書，出版不到一個月，銷售量就達3萬冊。

　　我是從鹽咸地里爬出來的苦孩子

　　我是一個農(nóng)民的兒子，出身貧寒，從小在河北鹽山長大，那是一片低產(chǎn)或不產(chǎn)作物的鹽咸地，至今仍是國家級貧困縣。18歲之前，我一直在那一片熱土上度過了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18年間村里沒有電燈，沒有吃過一個蘋果，更沒有買過一件成衣。上小學的時候.桌椅板凳連同教室都是用土壘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學的時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磚頭砌起的教室。我們一個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間宿舍里，大家睡通鋪，一個人挨著一個人，渾身上下長滿虱子、跳蚤和其他小生物。我每個禮拜要走很遠的路去上學，身上背著經(jīng)過精確計算后夠吃一周的乾糧。每天一兩個黑黑的紅薯面窩頭，外加幾把地瓜乾，一天的伙食不超過四五兩。黑窩頭發(fā)霉后能拉出長達一兩米長的霉絲。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饑的主要食物，沒有青菜，沒有魚肉，更沒有食油。

　　197O年中專畢業(yè)后參軍入伍，到海軍導彈部隊當了一名技術兵。別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在部隊還屬于“高級知識分子”，由于我學過兩年的電子、無線電和機械專業(yè)，所以很快成為訓練尖子。那個時候當訓練尖子壓力很大，一旦業(yè)務上強了別人就會懷疑你政治上是否有問題，光專不紅是件很危險的事。為了進行思想改造，我特地剃了個大光頭，強烈要求到炊事班當了半年的“火頭軍”。還喂了半年的豬，而且在山上開了不少小片荒，種了好幾塊菜地，收成很不錯。每天晚上9點鐘熄燈后，我都是用手電筒藏在被窩里偷偷地鉆研技術知識。生怕讓人看到說我是“單純業(yè)務觀點”�？赡苁怯捎谖摇坝旨t又�！�，領導上突然決定選送我上大學。最初是送我去某工程學院學習核潛艇技術，后來被北大招生的老師看中了，認為我應該是一個當翻譯的料兒。“革命戰(zhàn)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這塊磚頭便于1974年1O月從山東半島被搬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分配給我的學習任務是學習阿拉伯語。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第一次聽說世界上還有這個語言，因為那個時候，學生是不能挑選專業(yè)的。

　　北大學習生涯改變了我的一生

2000年4月在北京軍區(qū)某部參觀學習

　　阿拉伯語和她的文化一樣古老，樣子有點特別。像小蟲子那樣從右邊往左邊寫，發(fā)音還有許多顫音，是公認的外國語中最難學的語言。所以學制特定為4年，是北大學制最長的專業(yè)。由于長期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突然轉學外語后極不適應，科學技術主要是理解原理而外語則是死背硬記。最讓我頭痛的是那些顫音，無論我費多大勁，都發(fā)不準確。后來我下決心動了個舌根切割手術，這下總算好多了。在北大學習的時候我還是軍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糧票，待遇是不錯的。為了學好外語我省吃儉用買了一個磚頭式錄音機，那可能是中國生產(chǎn)的第一代晶體管式錄音機。為了這個小東西，我差不多兩年時間沒有吃什么炒菜，天天是抓幾個饅頭喝兩大鍋湯完事。每個月59斤糧票根本不夠吃，有時一頓飯就能吃10個饅頭。整整2斤，現(xiàn)在想起來真的有點不可思議。

　　那個時候北大是重災區(qū)，受“四人幫”的影響極左思潮非常嚴重，真正用來學習的時間比較少，經(jīng)常是半天學習，半天搞運動。甚至還到校辦農(nóng)場和工廠去勞動，搞半工半讀，而且還在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前往災區(qū)進行抗震救災。這些活動占去了我大量寶貴的學習時間。再加上擔任班長和黨支部書記，行政事務也很多。學外語需要天天讀、時時記，不能間斷，我只好抓緊星期天、節(jié)假日等時間自學，同時，還喜歡聽一些中文、地理、歷史等方面的講座，而且還學習了第二外語英語。說來也奇怪，這些課外活動和社會實踐，并沒有太多地影響我的學習成績，每次考試我總是名列前茅。在畢業(yè)考試中，外國專家在我用阿拉伯語撰寫的畢業(yè)論文上判了一個滿分。據(jù)說像這樣的成績在北大外語系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工農(nóng)兵學員應該是承前啟后的一代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門，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擔任阿語翻譯。兩年的國外翻譯生涯，使我感到我不適合當翻譯。因為我生性喜歡創(chuàng)新，而翻譯工作又恰恰是一種因循守舊、死背硬記和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個時候國內(nèi)剛剛對外開放，懂外語的人非常吃香，出國、賺匯、做生意都是很賺錢的事情，我非常注意強化英語和日語學習，并與他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美國暢銷小說《追蹤紅十月號潛艇》。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以外語和計算機為工具，廣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資料，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個人獨特而客觀的觀點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著這樣一條崎嶇的小路一直顛簸著走了下來。當年朝氣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進入暮氣沉沉的不惑之年，曾與我一同共事的同學、同事有的當了大款、老板、經(jīng)理、外企雇員、專業(yè)翻譯、政府高官，而我還在從事我喜愛的科研與教學工作，仍然是一個兩袖清風的窮教書先生。

　　對于“工農(nóng)兵學員”人們是不屑一顧的，認為這些人沒有什么真才實學，是社會過渡時期的特殊產(chǎn)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評職稱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牽連。我是比較幸運的一個，由于有多項成果獲獎，1990年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1996年晉升為研究員(后轉為教授)，1993年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已有十幾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學會和院校中擔任常務理事、理事和兼職教授等職務。我雖然沒法與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無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訴世人，不要嫌棄這些“工農(nóng)兵學員”，他們畢竟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一個特殊群體，如果沒有這一代人的承上啟下，我們的社會將會怎樣？

　　告訴你我成功的秘決

　　有人說，“北大的學生有后勁”。20多年的社會實踐使我深深體會到這一點。這種后勁是什么？其實就是現(xiàn)在人們所講的“素質(zhì)教育”。人才的培養(yǎng)，不能光注重分數(shù)，全面綜合的素質(zhì)教育是至關重要的�！坝兄菊吡㈤L志，無志者長立志”。

　　我不懂醫(yī)學、生物學和神經(jīng)科學，但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人的智力是可以塑的。人之所以聰明是因為他們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奮，所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就是這個意思。我在想，人的大腦或許有多個分區(qū)，功能各異，音樂、繪畫、歌舞等文藝是一類，外語、口才、演講是一類，數(shù)學、物理、化學、電子是一類，文學、歷史、政治算一類，如此縱橫交錯，相互刺激，所以這些信息在大腦中經(jīng)過相互碰撞后激活并產(chǎn)生智慧的火花，靈感、觀點、創(chuàng)造、發(fā)明等新的知識隨之而生。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從小受點苦，受些罪，多干點力氣活。多接觸些社會，多經(jīng)受些挫折，并不是件壞事，如今雖然生活條件改善了許多，但我吃苦、用功、自勉等學習、生活、處事的習慣依然如前。去年我在寫《下一個目標是誰》這本書期間，便是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一人獨處近20天，天天方便面、蒸南瓜、喝稀飯，整整過了20天的苦行僧生活。這些對別人講可能沒人相信，但我卻自感苦中有樂。

　　我是個對家庭負責任的男人

　　一個人要想干事業(yè)，應該有一個溫馨和睦的家庭，否則，整天愁人煩人的事情那么多，你怎么能夠靜下心來干事情？我們家三口人，我愛人、我，還有一個兒子。我愛人當過兵，在部隊復員后分配到北京醫(yī)科大學擔任輔導員，25年來一直做學生工作。現(xiàn)在是北京大學基礎醫(yī)學院的黨委副書記。我們相識是大學畢業(yè)以后的事，從認識到結婚只有半年時間，是典型的先結婚后戀愛。為什么要突擊結婚呢？因為我要出國，而且在國外一呆就是兩年，所以我就及時抓住了這個機遇。

　　那個時候年輕，對于組建一個家庭以及未來的生活考慮很不周全。結果，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間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個是我父親才52歲就因突發(fā)腦溢血去世，而我對此則全然不知。再一個就是我那寶貝兒子降臨人世。一年后當他見到自己父親的時候，已經(jīng)能夠滿地跑了，而此時，我們爺兒倆卻形同陌路人，他當時肯定以為我是鄰居家的叔叔。

　　或許是內(nèi)心深處的良知和內(nèi)疚，使我從那時候起就奠定了高度的家庭責任感，我認為作為家庭的一個成員，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愛人上班遠，每天走的早，回來的晚，所以買菜、做飯、收拾家務和管孩子，差不多都被我承包了。

　　為了給兒子做好每一頓飯，我經(jīng)常到處采購，騎車到很遠但價格便宜點兒的副食品批發(fā)市場，或到附近的自由市場跟那些萊販子們鄭重其事地侃價。久而久之，買菜做飯成為我業(yè)余時間消遣的一大愛好，特別是家中來了客人，是顯露才華的好時機，客人們往往都是在驚愕之余開始欣賞我創(chuàng)作的美味佳肴。就這樣，鍋碗瓢盆交響曲我整整演奏了近20年，直到兒子上大學住校以后，我才從廚房中被解放出來。

　　(摘自《華夏.記憶》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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