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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高選舉剛剛結束，緊接著又是一連串與政治有關的法律案件開始上演，包括臺北地院法官在審理陳哲男案后，發(fā)現檢察官竟未將吳淑珍、余連發(fā)涉及燁隆、燁聯(lián)、聯(lián)鋼炒股案起訴，因而要求重新偵辦；“國務機要費”開庭，吳淑珍出庭不支送醫(yī)；以及民進黨“立院”黨團要求對“總統(tǒng)豁免權”問題“釋憲”；以及高雄“走路工”疑案進行偵辦等。這些案件已顯示出臺灣政治斗爭的主軸，已由選舉轉向了法律。

　　近年來，臺灣政治斗爭日厲，選舉和法律這兩個主軸總是交替在上演。由于選舉和法律和斗爭都涉及語言，因此這些無休無止的斗爭，其實也是語言和語言表達方式之斗。就以目前正在上演的這些案子為例，即可看出：

　　陳哲男貪腐案，在起訴時獨漏吳淑珍、余連發(fā)等人的炒股案，一般的說法是“檢察官吃案”，而在法理上，則是指檢察官面對龐大的“司法文本”(指犯罪證據、證人口述后所呈現的語言文字網絡)，在裁量上做出了受到政治干擾的判斷，因而做出“選擇性的起訴”。茍若如此，則是司法已成了政治的延伸戰(zhàn)場，這也等于是“司法的政治化”。

　　而“國務機要費”案開庭，吳淑珍不支送醫(yī)，承審法官一再催問。這種被告在出庭時昏厥之事，法院常見。但在此刻的臺灣政治氣氛下，吳淑珍不支這種“身體語言”，卻被賦予了“表演”的意含。敵對者咬定這是演戲，因而宣稱“她又來了”，而挺扁一方則見獵心喜，指控法官及對手“沒有人性”。過去這段期間，吳淑珍的“身體悲情牌”確實在挺扁問題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在這樣的脈絡下，法庭的審訊因為有了這段“身體語言”，當然也就成了雙方的語言斗場。

　　而最值得討論的，當然仍是民進黨“立院”團要求對“總統(tǒng)豁免權”的“釋憲”，以及根據同樣策略，被告律師團在“國務機要費”案開庭時的攻防表現了。所有的法律，都由常識性的描述語言如“國家安全”、“國家機密”，以及語意被限定的法律語言所組成。而這次的聲請“釋憲”案及“國務機要費”的被告律師團，他們的整體策略，就是意圖透過扭曲“國家安全”、“國家機密”、“解職”、“訴究”等語言概念，一方面要擴大“國家安全”、“國家機密”的語意，另方面則是要縮小“解職”和“訴究”的語意，俾達到為陳水扁及其家人親信解套之目的。

　　因此，有關“豁免權”的聲請“釋憲”案以及律師團在“國務機要費”案開庭時的表現，實在非常值得做語意學上的探討和分析，他們以“安全”和“機密”為由，主張陳水扁可拒絕接受偵查，包括提供數據；他們主張所謂“總統(tǒng)職位”要包括“總統(tǒng)”的職務身份及全部的行為。他們認為所謂“不得訴究”，是不得被偵查、起訴和審判。其目的是要藉此壓縮“憲法”第52條的條文：“‘總統(tǒng)’除犯內亂、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追究。”扭曲成“唯有經‘罷免’或解職，才接受刑事上追究”，一方面要讓被起訴的“國務機要費”案變成“違憲”，另方面則要藉“程序上暫時豁免”，達到“實體上永久豁免”之目的。

　　由所有的這些手段，已可看出他們扭曲語言及文字的字意，或者使字意擴大，或者使字意縮小，完全依目的而隨意變動語言指涉的本領。

　　而除了上述案例外，目前正在偵辦的高雄“走路工案”，它之特別值得注意，乃是近年來由于臺灣的司法已被高度的政治化，這種司法的政治化，當然也就鼓勵出政治上不擇手段也要成功的“成功主義”，人們多半也都相信“司法力量會在成功者的門口止步”。反正司法上多縫隙，只要沒有確鑿不可移的證據，任何事情都有充分閃躲、狡賴，甚或可以辯護的空間。

　　而事實也的確顯示出，臺灣選舉盡管不擇手段，但事后也幾乎毫無例外的皆云淡風輕般掠過，永留疑竇在人間，也更鼓勵著后來的不擇手段。在這樣的脈絡下，高雄“走路工案”，就格外需要追究到底，而不是一句含糊籠統(tǒng)的“選舉販子”，就可結案的。

　　近年臺灣在選舉司法問題上，充斥著許多含混的語言概念來做為犯罪與否的緩沖，“選舉販子”就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有誰會在沒有別人指使下自己花大錢為某人買票呢？“選舉販子”是臺灣政治司法上的卸責概念，它不應是“走路工案”的終點，反而應視為起點，追究手機的通聯(lián)、資金的流向，這起不是那么復雜的案子，也才有真相大白的可能，并讓不擇手段者誡！

　　因此，綜論北高選舉后陸續(xù)登場的這些司法案件，我們已可清楚的看出，選舉與司法早已是臺灣政治斗爭的兩根主軸，而語言及表演則無疑的是其特點。當法律已成為另一種語言游戲的斗場，這多半就是惡兆的擴大。這種情況實在值得臺灣法界警惕�。�

　　來源：摘自臺灣《中國時報》(內容有刪節(jié)) 作者：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