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工傷”也許就是“珠三角”的秘密“名片”�！肮�傷者”互助性的“援手”漫長而艱辛。兩個“失手”的年輕人試著伸出“援手”，卻只能是軟弱的袖筒

　　打開機床，放入模具，沉重地咣當一聲；斷電，檢查模具。

　　袁云祖已在機床前站了10個小時。他決定再堅持一陣子。如此下去，這個月的收入應該會超過700元。

　　工序簡單得只需重復。一天重復多少次？有人說一千次，也有人說一萬次。

　　這會兒是夜班，車間里只有機床的噪音。

　　或許就在單調了9999次的時候，袁云祖的拍子戛然而止——先是機器沉重的聲音，然后是雙手一熱，聲音比感覺來得早。

　　那一刻，他的大腦里須臾空白，暖洋洋的感覺迅即傳遍全身。旁邊的女工尖叫起來，像一把剪刀撕碎了噪音。

　　“我先斷電，然后把手伸到模具。”8年后，這個男人對此記得最清楚。

　　他真的斷了電，機器卻在斷電后砸下來。他失去了整個左手和右手的3個指頭。

　　第二天，有報紙說，深圳龍崗區(qū)一家電子廠發(fā)生嚴重工傷事件。消息很短，甚至沒有袁云祖的名字。

　　那一年(2000年)，附近工廠里失去手或者指頭的工人很多。有部門粗略統(tǒng)計過，整個珠三角2000年大約有3萬起同樣的事故發(fā)生，4萬根指頭失去了主人。

　　所以袁云祖不孤獨，不久他就遇到了“左手”——祝強。

　　就在同一年，東莞的一個膠帶廠，18歲的祝強，在連續(xù)工作13個小時后，被機器拿走了右手。那一瞬間，他下意識地看了下表，23：17分。

　　這樣的故事，這些年司空見慣，它可能發(fā)生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任何一家勞動密集型工廠的任何一個角落。失手的農民工，軌跡也如出一轍：來城市掙錢，丟了手，然后是漫長的訴訟，然后是拿著賠償金回家。他們多數(shù)不足26歲，未婚。

　　失手后，祝強沒有回家。云祖也是，他們留在了那個傷心的城市。直至有一天，“左手”和“右手”走在一起。他們打算干點事，為那些更無助的農民工伸出“援手”。

　　失手：珠三角隱秘的契約

　　10年前，袁云祖盤算著進城學一門手藝。在他的老家湖北廣水農村，很多年輕人有一個夢想，就是開一家電器修理鋪。

　　那兩年，村里的年輕人為了那個夢想差不多都南下進城掙錢。1997年，他念完初中。村里想找個打架的同齡人都沒有。

　　從小到大，他爸媽總是吵架，每次都是為了錢。袁云祖試圖改變這一切。眼前的路好像只有一條，南下。

　　那一年，他16歲，南下東莞，那里有他的同學。

　　云祖在東莞一家偏僻的村辦五金廠找到工作，開始了打工生涯。廠里主要生產杯子和自助餐夾子，工作簡單重復，卻要整天和機床、鍛壓機打交道。

　　云祖做了3天小工，就被拉到大機器跟前。操作前，老板說，記住，不要把手伸到機器里。

　　每天工資8塊，加班費一小時8毛，云祖牢記著不把手伸到機器里。干了11天，在珠三角打工多年的叔叔來看他，一聽說掙得那么少，又那么危險，就帶云祖離開了。

　　云祖的第二份工，是在東莞的一家生產暖風機和卷發(fā)器的電器廠。他被安排到流水線，沒有危險，但工作冗長而乏味。有一個月，他每天連續(xù)工作15小時，工資卻只有620塊，平時也就三四百塊。

　　沒日沒夜地干了一年，云祖對整個流程都熟悉了。老板有意提拔他做班頭，他還是執(zhí)意要走。

　　他有兩條路，要么一直做流水線，雖然安全但學不到技術，而且工資低、工時長;要么操作機器，可以學技術，而且工資和工時都相對要好，但代價是隨時與危險相伴——這差不多也是所有進廠農民工必須要選擇的。

　　干了一年，云祖終于明白出來打工還是得靠手藝，這樣才能不被老板呼來喝去，而且有上升的微弱可能。

　　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云祖回鄉(xiāng)讀中專兩年，專業(yè)是機電維修。畢業(yè)后，他滿心歡喜地借了三百塊錢，來到深圳龍崗區(qū)，打算找一份技術活。

　　打工的形勢日新月異。因為他太年輕，沒有一家工廠愿意要他做技術活。工作找了一個月，沒有下落，花盡身上的錢，云祖只得又進一家電子廠，站在大機器跟前。

　　簡單重復不到一年，機器還是拿走了他的手。

　　祝強失手之前，是四川南充一個村子里僅有的兩個高中生之一，文憑高，心氣也很高。讀到高三，家里對他的資助已經竭盡全力。高考近在眼前，心知考上也負擔不起學費，祝強黯然離開了學校。

　　他帶著課本擠上100多人的大巴，經過六天六夜的顛簸來到東莞。帶著一份驕傲，他做起農民工。他一直告誡自己，這只是暫時的，他很快就會離開，總有一天他會重返學校。

　　這份期盼，在五天后被撞得粉碎。

　　“工傷集中營”

　　每個“失手”者的生活幾乎相同——跟老板打漫長的官司，跟自己整天較勁。

　　云祖在龍崗區(qū)中心醫(yī)院住了20多天。捧著劫后余生的兩根指頭，在戰(zhàn)栗中度過。做完截肢手術，工廠就停止付費，醫(yī)院隨即停藥，讓他出院。云祖舉著腫得像包子一樣的右手找到廠里。廠方說，醫(yī)院讓你出院，你就聽醫(yī)生的吧。

　　幸運的是，出事前云祖買了工傷保險，這為他提供了在醫(yī)院剩下的費用，并另外得到兩萬元賠償。出院后，云祖不斷地找廠方索賠，廠方說事故原因正在調查，讓他離開工廠，打發(fā)他住在90塊錢一個月的破舊土房。

　　機器奪走了云祖左手的全部和右手的三個指頭，留給他的是五級工傷的鑒定和一顆日益封閉的心。他從那時候開始習慣一個人獨處，他感覺走到哪里都有異樣的目光在偷窺他的斷肢，身后總有人在議論。只要可能，他就躲在土房子里不出來，那兩根殘余的手指連煙都夾不起來。

　　為了得到自己應有的賠償，他又不得不舉著斷肢去面對外面的人。在工廠，他舉著斷肢喊著要見廠長；在法庭，他舉著斷肢要求賠償。每舉一次斷肢，他都感覺離自卑的深淵更近了一步。

　　老板從來都不見他。每次都讓一個手下來應付他，每次都談不出結果。

　　“失手者”不得不選擇打官司。那兩年深圳還沒有更新相關的工傷政策，打官司往往要經歷1000多天的漫長等待。這三年的時間怎么去度過，是個問題。

　　2001年，民工律師周立太在深圳已經小有名氣——他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一邊為農民工打官司，一邊為他們提供免費食宿。

　　周立太在深圳龍崗區(qū)租下一棟4層的樓房，收留那些“失手者”。這個群體傷心彌漫，成了一所“工傷集中營”。

　　失意的失手者聚在一起，仇世是必然的。大家分享著各自的不公，情緒越煽越旺。很多人感覺官司無望，想到綁架老板，甚至去偷去搶，用僅剩的手拿回自己失去的所有。

　　那段日子云祖幾乎絕望。他只想拿到賠償，然后徹底離開這個城市。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祝強的“左手”。

　　祝強屬于那種最早想得開的人。工傷讓他的右胳膊只剩袖筒，四級殘廢，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老板看重他是個“文化人”，失手后給他開價12萬，他沒有答應。那時候，所有的失手者都迷茫著，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只是聽工友傳說，有人打官司，最終可以拿到百萬。

　　祝強沒買工傷保險，只能靠借債過日。父親從老家來照顧他，父子面臨著生活的窘迫。于是，他扔下假肢，跑去做銷售，擺地攤，收入竟比在工廠時多好幾倍。

　　他在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周立太的故事，慕名找來，讓周為他失去的右手討公道。

　　在那所“工傷集中營”，自卑的氣氛讓祝強感覺格格不入。周圍的人要不成天在外面玩，要不就拼命喝酒賭博。官司似乎成了律師的事，偶爾想起，就問一句，“老大今天幫我又賺了多少錢？”

　　祝強遇到更自卑的云祖，他們住在一個房間，后者安靜地等待著自己的訴訟結果，卻總找不到如何積極地去面對生活的理由。

　　四層樓里有一間娛樂室，一張乒乓球桌從來都是空蕩蕩的。失手者們傷心彌漫，沒有人直面這張桌子。

　　直到有一天，祝強拉著云祖嘗試著用僅剩的兩根指頭夾起乒乓球拍，云祖的信心也找到幾分。

　　從此“工傷集中營”有了兩個愛打乒乓球的人。在那張桌子跟前，云組感覺自己又找回了從前健全的日子。

　　祝強那時候閑不住，他經常從外面帶回來一些小商品原料，希望工傷者們跟他一起做點小加工，也算賺點生活費。但似乎沒什么人對此感興趣。

　　勞資“烏托邦”

　　當時，周立太的“工傷集中營”名聲遠播，很多“健全者”試圖從這里走進“失手者”的世界，但收效甚微——從失手那一刻起，“失手者”也喪失了和“健全人”溝通的興趣。

　　那時候，每周都有香港樂施會的社工來為工傷者做探訪。社工們看到兩個打乒乓球的失手者，不禁為之觸動。

　　社工們決定支持他們，他們也想自此有點事做。

　　樂施會后來資助這兩個失手者走了很多地方。珠三角的NGO組織風起云涌，他們的足跡也遍及這塊經濟蓬勃、傷心者云集的地方，見到了很多不凡的打工者。

　　他們還在虎門待了一年，祝強終于聽到大學老師的講課，云祖也學著做工傷探訪。

　　隨著NGO的發(fā)展，珠三角各地的民工維權意識膨脹，各種的維權培訓和講座層出不窮，勞資官司直線上升。大批代理民工維權的“律師”相繼催生，這些人本身大多就是工傷者出身，沒有律師執(zhí)照，掌握的法律知識有限，維權的路子簡單，社會上稱其為“黑律師”。

　　云祖和祝強也曾嘗試著去做“黑律師”。他們后來發(fā)現(xiàn)，訴訟只會讓“失手者”越來越孤立。

　　2003年，他倆的官司結案，云祖獲賠8萬多，祝強獲賠4萬多。這個結果讓祝強有些失望，還不到老板當初和他協(xié)商金額的一半。

　　究竟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了問題？兩個失手者開始不斷地追問。

　　那兩年，越來越多的訴訟讓珠三角的勞資關系日益緊張，他們試圖去尋覓一條中間的路。

　　第二年，云祖和祝強在深圳龍崗區(qū)成立“深圳志強信息咨詢服務部”。服務部的成立費盡周折，沒有人相信這兩個年輕人能夠走出第三條路來。

　　兩人起先雄心勃勃，他們一上來就把目標設定為全珠三角地區(qū)的外來民工，主要是推進和諧勞資關系。他們希望能以協(xié)商取代官司。

　　云祖和祝強以朋友的身份陪著工傷者去找老板談賠償。他們去了一個五金廠，廠長火氣很大，根本不講理。他倆心平氣和，想給對方傳遞一種友善的感覺。對方不買賬，最終還是走了打官司的途徑。

　　兩人開始考慮怎么讓企業(yè)更了解民工群體，讓老板知道民工維權并非惡意。他倆秉承的溝通點是：工傷無論對工廠和個人都是一種損失，所以工廠也應注意安全生產，減少事故發(fā)生。

　　結果還是屢遭閉門羹。他們并未放棄，又做了很多設想，包括給老板寫信，像業(yè)務員那樣去游說，包括以員工身份進工廠。每一種設想祝強和云祖都做了很多嘗試，卻發(fā)現(xiàn)，這種溝通的地位根本不平等，完全無法建立一種良好的談話機制。老板總是不耐煩地打發(fā)他們，“這關你什么事，工廠的事我自己能解決，不用你操心�！�

　　他們總想找到問題的根源，但越接近事實真相，就越發(fā)現(xiàn)其中錯綜復雜。他們想從一個問題著手，卻發(fā)現(xiàn)這不只是單一方面引起的，還與其他領域緊密相聯(lián)。

　　他們被這種沖動支配了兩年，直到2006年，幾件事情徹底改變了他們。

　　那一年，云祖認識了一個姑娘，姑娘比他有文化，但手有點問題，在一家工廠做到管理層。一次，這個姑娘的壞手，被工廠經理看到，隨即被無端辭退。這個姑娘后來成了云祖的妻子。云祖覺得這個社會對不健全的人，還是缺乏起碼的尊重。

　　在那一年，和他們一起打官司的一個“失手者”，一次性拿到30萬。這件事在“失手者”當中很轟動，大家仿佛看到了一個更高的標準，打官司的人更有信心了。

　　半年后，這個曾經風光的工友就把錢折騰完，在家里抓泥鰍賣。云祖覺得所謂的中間道路還得靠“失手者”自己。

　　祝強和云祖的服務部不摻和官司，沒有正常的資金來源，所有的費用都來自于基金會的捐助。2004年中山大學給了他們一筆錢，但到了2007年，因為沒有更好的項目方案，“志強服務部”沒有申請到任何項目。

　　這就意味著，他們這一年沒有經濟來源。

　　這時，祝強和云祖懵了。他們才明白，勞工問題太大，僅工傷這塊就很難解決。在眾多支持者共同為他們把脈，以及他們反思之后，2008年開始，“志強服務部”把定位改回龍崗工傷民工群體，重點在工傷康復和支持上，實現(xiàn)從他助到互助再到自助。

　　轉了一圈，兩個工傷者還是回到這個與自己密切又痛楚的領域。

　　“志強”的新一天

　　深圳到底有多少民工？1000萬是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保守估計。這些人大多聚集在深圳關外的龍崗區(qū)和寶安區(qū)。據(jù)有關部門統(tǒng)計，71.8%以上的工廠都發(fā)生過工傷。工傷普發(fā)還促進了手外科和手外科醫(yī)院的“繁榮”。大小工廠的叢林里，四處可見手外科醫(yī)院。

　　“志強”位于深圳龍崗區(qū)，距離區(qū)政府幾步之遙。政府那邊是宏偉的區(qū)政府廣場，“志強”這邊更像是混亂的城鄉(xiāng)結合部。

　　自從“志強”將定位確定在工傷救助這一塊，兩個“失手者”就計劃建一個“工傷互助網絡”，促進擁有共同遭遇的工友交流，讓他們恢復自信，分享再就業(yè)信息，以及找到伴侶。如今這個互助網絡有兩三百人，多是靠朋友間傳播，但農民工流動性大，人員并不固定。

　　與每一個工傷者建立聯(lián)系，需從探訪開始。這些年云祖和祝強跑遍珠三角的各家醫(yī)院，看望斷肢工人。他們發(fā)現(xiàn)60%到70%的工傷者，因為工廠拒交有關費用，吃飯和醫(yī)療都成問題。

　　當他們終于拿到賠償，也只是另外一個問題的開始。

　　突然拿到一大筆錢的民工，往往不知道該如何使用�；氐嚼霞�，他們被稱為“廢人”，農村很多地方都需要花錢，沒幾年就折騰光。隨之他們成了“老大難”：找不到老婆，干不了重活，只能賴活著。留在城市的工傷者，如果受傷還算輕，可以勉強留在廠里，但變得逆來順受。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工傷者，雖然有極少數(shù)福利工廠可以接納他們，但也要挑腿部殘疾、雙手完好的人。更多工傷者，成為城市里最邊緣的拾荒者。

　　3月14日，祝強去廣州辦事，云祖照例在龍崗做探訪。

　　出發(fā)前，云祖把襯衣袖子放下，遮住斷臂。在一輛沒有空位的小巴上，云祖的殘手無法抓住扶桿，靠著座位保持平衡。就這么，晃了一路。

　　探訪的第一個對象，是一個剛出院的工友家庭。受傷者是19歲的羅磊，他被機器壓斷了右臂，工傷三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事情發(fā)生后，腿有殘疾的爸爸從老家河南信陽連夜趕來，媽媽也辭掉蘇州的工作。全家聚在一起，卻不知如何是好。

　　出事已經9個月，羅磊天天夜里打游戲，白天睡覺，不與父母說一句話。

　　云祖一來就幫他們看賠償?shù)氖掷m(xù)，僅余的兩指艱難地用手機計算著，然后和羅磊的父母細細討論是一次性領還是按月領。

　　羅磊戴著假肢坐在一邊，眼神呆滯不發(fā)一言。

　　孩子他媽突然哭起來，念叨著丈夫殘疾，家里還有癱瘓在床的公婆，他們只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卻不想兒子又出事了。說著說著，爸爸也掩面而泣。云祖想用自己的經歷去勸他們，說著說著，自己也哭了。

　　云祖匆匆逃出來，來到龍崗區(qū)人民醫(yī)院手外科醫(yī)院。這里有三層病房，每層40個床位，每個病房有五六個病人，幾乎住滿了失手者，這還不包括走道的加床。

　　云祖每周都來這里，卻很少遇到同樣的面孔，失手者來得快，走得也快。他不得不每次都像搞傳銷一樣，挨著病房重新介紹自己。每個病人都有一只手裹著重重的紗布，年紀大部分都在18至20歲之間。

　　18歲的李君力來自湖南邵陽，昨晚剛做手術，正躺在床上做光療。云祖試著與他聊起來，他仿佛看到了8年前的自己�！按謇锏耐瑢W都出來，我高中上了一個月也待不下去了�！崩罹�力沒有父親，在深圳他很快就學會了在模具廠開機器。

　　如今的工廠和云祖10年前基本一樣，還是簡單的重復，然后重復到自己麻木的一刻，一聲巨響⋯⋯李君力失去了四根指頭。

　　小伙子還挺天真，和云祖相比他覺得自己至少是幸運的。云祖心里清楚眼前這個孩子的傷，已經達到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只是后者現(xiàn)在還不明白，或許等到一天他真正發(fā)現(xiàn)那只手連根煙都拿不住的時候，他才會體會到失手者的崩潰。而這一切，云祖說不出口。

　　周圍每一個床榻上的工傷者，都跟當年的他一樣，對于即將到來的命運和應對一無所知。外面的人也許早已習慣一個手裹紗布的民工在身邊經過，這座城市從來就不缺少犧牲和傷痛。

　　云祖試著跟病房里的每一個失手者交朋友，他下意識地向每一個人伸出援手，而很多時候他伸出來的只是一個空蕩蕩的袖筒。 (孫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