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文/葉淺予

　　與戴愛蓮：婦唱夫隨

　　1938年，我取道越南去香港。在駐港各方的支持下，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順利出版。我作為主編，和香港有關各方聯(lián)系廣泛。有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wèi)中國同盟派秘書廖夢醒大姐來找我，說孫夫人要為延安的國際醫(yī)院籌措一筆購置醫(yī)療器材的基金，特邀請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家戴愛蓮舉辦一次表演會，要我在宣傳方面給予支援，并替我約定和戴氏見面。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嫻熟，可是說一口英語，我的英語只有中學程度，如何對付得了！彼此之間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勢，還有時用圖畫。一星期之后，我們成了熟朋友。她說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惟一來自抗戰(zhàn)大后方的中國人，所以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大概經(jīng)過半個月光景，我們之間由社會人的關系升華到生物人的關系，速度相當快。

　　演出之后，戴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事業(yè)獻身。我說，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xù)出版問題也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要先確定我們之間的關系，先結婚，后上路。

　　為組織這個家庭，愛蓮十分主動積極。我們在一個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間房，作為短期的窩。宋慶齡親自當我們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處為我們舉行了一個宴會，宣布我們結成夫婦。

　　香港淪陷后，我們和文藝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經(jīng)朋友們的督促和支持，愛蓮和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組織了一次音樂舞蹈表演會。我和香港那兩次一樣，在后臺管服裝、道具，一些熟朋友笑話我，說我是戴愛蓮的“跟包”。可我這個跟包，除了在后臺為戴愛蓮管事打雜外，還得做飯，當翻譯，必要時甚至兼任演出經(jīng)理和舞臺監(jiān)督。

　　1949年春北平解放，7月舉行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我當了美協(xié)副主席，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1950年文化部聘請愛蓮任北京舞蹈學校校長。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來，冷不防戴愛蓮向我提出離婚，這真像晴天霹靂，使我大吃一驚。我問為什么？她說，她已愛上別人了。我問是誰，她說是一個在我家住過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這個高級跟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掐指一算，從1940年到1950年，我們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與王人美：磕磕碰碰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但是由于我們在世界觀、人生觀和生活習慣等方面差異很大，三十多年來始終磕磕碰碰，貌合神離，兩人都不幸福。“葉淺予是個好畫家，卻不是個好丈夫。除了懂畫，別的什么也不懂�！边@是王人美對我的真實看法。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們有意撮合的。那時人美和金焰已經(jīng)分離十年。我呢，1951年通過官方手續(xù)，和戴愛蓮離婚。說實話，我是流過眼淚的。到1955年，我已獨居五年。

　　王人美當年在上海當歌舞演員時，我曾在丁悚家里見過她，這次經(jīng)朋友介紹，目的明確，希望我們合組家庭，解除寂寞。應該說，我們彼此對對方的性情脾氣都不甚了解，但兩人都是社會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經(jīng)過幾個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結婚要求。人美倒有點猶豫，當時她正在長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寫道：

　　……的確，我不否認我有優(yōu)點，但缺點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無知，它將帶給你苦痛呢！你想到么？當然，這樣說并不是讓你提出任何保證，將來不能嫌厭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慮、準備，如何克服困難，以期達到更好的合作。

　　信中反映的謹慎態(tài)度，也許是一個女性的常態(tài)。這里面可能隱藏著第一次結婚的幸與不幸；也許是對我的警告，語言軟中帶硬。

　　事實證明，她的考慮是有預見的。我們按照世俗傳統(tǒng)習慣，在北京西單一家飯店訂了兩桌席，請朋友吃了一頓，就算結婚了。人美從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號葉宅來住。我開始發(fā)現(xiàn)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強，硬要擺出當主婦的身份，因此在家務上開始發(fā)生矛盾。結婚才一個月左右，某一天，不記得為了什么事，我們兩人頂撞起來。她一本正經(jīng)提出要和我離婚。結婚才一個月便要離婚，簡直荒唐！我問：“這到底是為什么？”她說：“你有大男子主義，我受不了�！�

　　我說：“你認為我有大男子主義，這帽子我可以戴。不過，若是你頭腦里沒有大女子主義，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義呢？”給我這么一反駁，她好像有所醒悟，口氣變了說：“那么，再試試吧，看我們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從此以后，我們之間除了作為生物的人，特別注意如何做一個社會的人。我逐漸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屬于內(nèi)掌柜職權范圍內(nèi)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對我來說，這本來是丈夫的幸福。但是，這內(nèi)外之間，界限很難分清。

　　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狹，最怕別人小看她，而我對事的態(tài)度總認為自己寬宏大量，不計較對方的粗言碎語。在家里我忙著自己的事，不關心身邊還有個人，只知道王人美是個管家務的能手，不注意她是個女人，需要男人去撫慰，去關心。回想起來，也許這就叫大男子主義，所以嘴上盡管說要改，實際上不認識大男子主義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何況我對她的大女子主義也有成見。因而，我們之間的距離愈擴愈大。我們有時語言過火，難免傷了對方心靈，等到?jīng)_突停止，心情平靜下來，誰都會想到我們之間是一家人，總有個與人為善的好心，不管怎么樣，和平的日子多于戰(zhàn)爭的日子。

　　1980年為了大佛寺?lián)Q房的事，人美騎車跑房管所多次。5月12日那天上午又騎車上房管所，下了車忽然跌倒，待要開口，卻說不出話來，急送協(xié)和醫(yī)院，確診為腦血栓。治了三個月，能下床扶拐杖行動，才出院回家。這時大佛寺西街47號的房子已換成甘雨胡同24號，北房三間，西房三間，相當寬敞。但家庭主婦的心情怎么也平靜不下來，嫌地板破舊，大門腐朽，和房管所鬧個沒完。急躁脾氣愈演愈烈，保姆阿姨像走馬燈似地換了又換。幾年過去，人美自知這病難以徹底解除，情緒漸漸穩(wěn)定下來。

　　1987年4月12日，人美因腦溢血與世長辭。這時我也躺在醫(yī)院病床上，只能默默祝愿她的靈魂獲得解脫。

　　(摘自)《葉淺予自傳：細敘滄桑記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