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張樓村的巨變
16年前，山東省青州市南張樓村在德國一家基金會的幫助下，開始進行“巴伐利亞試驗”，也稱“城鄉(xiāng)等值化試驗”。16年的試驗給南張樓村帶來了巨變。不管試驗的結果是否有違德國人的初衷，但它肯定為中國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案例。
南張樓村地處青州市北部，距青州城區(qū)約40公里，全村有1000余農戶、4200多村民，原有地300余公頃。它的特點是明顯的，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業(yè)、四不靠交通要道、五無礦產資源、六人多地少，是典型的北方平原村落。項目開展前，該村無硬化道路，主要為草頂住房，人均年收入1000余元。這正是德國賽德爾基金會選擇的條件。這項試驗的目的就是要證明：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國農民是否一定要涌入城市，留在土地上是否也同樣可以實現(xiàn)幸福生活？
最初，地方官員和村民普遍認為是“投資扶貧”。但從項目進展的10余年計算，基金會的直接出資額不足500萬元，它更多的是通過改變村莊規(guī)劃方法、鄉(xiāng)村治理制度和村民觀念來達到目的。
今天在德國的巴伐利亞州，許多人都知道中國有個南張樓村，南張樓村的變化，首先體現(xiàn)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劃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該實驗的項目經(jīng)理袁祥生說：“南張樓村的村貌很清晰，共四個功能區(qū)：村南邊是已有50多家企業(yè)的工業(yè)區(qū)，村東是大田區(qū)，村北是文化教育區(qū)，村子中心地帶則是生活區(qū)。”
在南張樓村，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這個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條；村民住房多為簡樸、舒適的平房，間或也有七八座新建的粉紅色三層小樓；每戶的大門上都有統(tǒng)一的門牌編號，路兩邊都有路燈，并設置了垃圾箱。
袁祥生介紹說，現(xiàn)在村里大部分農民所住的房子，結構和功能基本都與城里的一樣，如臥室與客廳分設、室內衛(wèi)生間以及有沐浴設施等。
在村子的北頭是一座清新典雅的紅色三層教學樓，這是村小學。在這里，孩子們可以接受被德國人稱為“雙元制”教育的素質教育�！爱斊渌胤降囊恍┺r村小學還在為籌集建造校舍資金發(fā)愁，或者是因為告別危舊教學樓而欣喜時，我們這里的農村孩子已經(jīng)開始接受真正的素質教育了。”學校的一位教師頗為自豪地對《中國經(jīng)濟》說。
南張樓村的文化功能區(qū)，這里有南張樓博物館和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前綠草如茵的廣場、造型別致的雕塑，還有現(xiàn)代化的體育設施，讓這里看上去與城市的文化活動場所沒有什么差距。
村南邊是占地150多畝的民營經(jīng)濟園區(qū)，織布廠、石油機械廠、面粉加工廠等50多家村辦企業(yè)都集中在這里。這里的工廠每年放兩次假：秋假和麥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沒有公休日。每天的工作時間是上午7時30分到11時30分，下午12時30分到4時，余下的時間，留給農民工們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白天進廠，下班種田，農閑進廠，農忙進田”，已經(jīng)成了南張樓人主要的生活節(jié)奏，平均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勞動力在村上的工廠里上班。村民們的收入不斷增長，從1989年的人均1950元躍至去年的6000元。
村里的年輕人說，“想不出還有什么是城市里獨有的了”，所以一些年輕人在城里上學后更愿意選擇回到了村里，“因為喜歡幼時一起長大的同村伙伴，就愛和他們一起玩，城里沒啥朋友”。
在實驗的過程中，德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碰撞時時刻刻存在著。山東師范大學的張林泉教授說：“德方想要實現(xiàn)的，是兼顧經(jīng)濟、社會、生態(tài)的多層次的目標。這在中國的行政體系和現(xiàn)實情況下，難度太大了�！倍@些恰好就是中國目前所倡導的科學發(fā)展觀的體現(xiàn)。
德國人不解的是，為什么中國農村對工業(yè)區(qū)的關注程度遠遠高于大田區(qū)、教育區(qū)和公共設施區(qū)？德國人心目中的農村生活，是寧靜溫和、安守鄉(xiāng)土、自給自足的“田園牧歌”式的新型農村，所以他們的錢只是投給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他們從沒向村里的100多個小工廠里投過一分錢。大部分小工廠都是出國打工掙錢的村民返村后投資建立的，幾乎沒有農民會選擇把錢投在莊稼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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