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wù)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中國新聞周刊:鄧小平 我們時代立憲者的平凡人生

　　-本刊記者/黃艾禾

　　新聞周刊：小平同志走了已經(jīng)七年了。你們是不是非常想念他？在你們家里，每年會用什么樣的形式紀念他呢？

　　鄧榕：我們非常想念他。每年的2月19日，是他的忌日。他老人家去世以后，什么都沒有留下。他的遺體捐出來供醫(yī)學(xué)解剖，角膜也捐獻了，骨灰撒在了大海里。他這個人對于生死問題非常達觀，一再明確地反復(fù)地跟我們交待，死后不留骨灰，不要修紀念館，不要豎銅像，不要這些鋼筋水泥的東西。他說與其修這些東西，不如多種幾棵樹。我們知道，他是想回到大自然中去。所以，每年到了2月19日這一天，我們就買好多花，每個人拿一個小花籃，媽媽帶著我們?nèi)�家所有在北京的親人，來到院子里。在草地上，院子里，撒花瓣。一邊撒，媽媽一邊大聲說：“老爺子，你好嗎？我們都跟你在一起呢！”有一年的2月19日，北京下了雪，那天，五顏六色的花瓣撒在雪上，非常非常地好看。

　　這一天不在北京的親人，不管在天涯海角，也會找一些花、哪怕幾片樹葉子撒一下。無論在哪里都要撒。我們始終覺得，他還和我們在一起。

　　他是一個非常本色的人，從不需要任何掩飾

　　新聞周刊：小平同志一生經(jīng)歷幾次大起大落，在他重新走上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崗位以后，你們會感覺到他的變化嗎？

　　鄧榕：恰恰是沒有什么變化。我父親是一個非常有組織紀律性、非常有原則的人。他“公事不私議”，在家絕對不談公事。文化大革命前他擔任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時，從不和家人議論國事，許多事連我媽媽都不知道。我們小時，甚至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時我16歲了，突然聽到“打倒劉鄧”的口號，我大惑不解，劉少奇多高的身份啊，鄧小平怎么可能跟劉相提并論呢？我還去問我哥哥。我哥哥說，你真無知！

　　當然我們家里會有很多特殊之處，有很多警衛(wèi)人員站崗。但我們都是很大了才知道父親的職務(wù)。后來的孫子輩也不確切地知道爺爺是干什么的，只是在電視里看到，爺爺還出現(xiàn)得挺多的。

　　有人因此說，鄧小平是一位最具平民意識的領(lǐng)袖，我覺得鄧小平的這種作風(fēng)不叫平民意識，應(yīng)該說是一種平和心態(tài)。是做人的一種原則，一種最質(zhì)樸的做人的原則吧。

　　新聞周刊：小平同志心情好的時候和心情不好的時候，在家都會是什么樣子？當中國發(fā)生重大的事件時，你們在家里會感覺到父親的情緒變化嗎？他會發(fā)脾氣？或是憂心忡忡？

　　鄧榕：他老人家的性格特點是不說話，寵辱不驚，喜怒不形于色。他從來不會跟人聊天，但他不管我們的聊天，我們可以胡說八道，可以開玩笑，天上地下東南西北古今中外，什么都可以說。他就是聽著，從來不說話，不表態(tài)。有時候，我們說得太過分了，他也會說一句：胡說八道！只是這樣的一句。

　　他喜歡身邊的這種熱鬧氣氛，或是說，這么一種熱烈民主又特別生動的家庭氣氛。他是不是從這里多少聽進了一點東西呢？大家都知道他耳聾，我們覺得他是“選擇性耳聾”——他想聽的，就聽進去了。

　　至于說“憂心忡忡”，在我的記憶里，只有一段時間，我們感覺得到他的確心情沉重。這種憂心忡忡不是從表面上看出來的，是感覺體會出來的。那種沉重感，不是寫在臉上，不是寫在某一道皺紋上的，而是整個人的那種感覺。那是文革中，他復(fù)出后與四人幫進行激烈斗爭的時候，他的處境確實非常艱難，最后他還要自己主持會議批判他自己。但就是在那樣的時候，他也不會皺個眉頭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看書，也不看報，緊閉著眼睛，很久很久。這個時候，我們都不去吵他，把孩子也帶走——本來，他回到家要放松休息，是最喜歡與孫子孫女們玩的。

　　新聞周刊：他在孫子孫女們面前，是非常放松的？

　　鄧榕：在看見孫子孫女時，你是看得出來他的笑是發(fā)自心底的。用我們四川人的話說，是“笑瞇了眼睛”，是那種帶著幸福感的笑。有一次，他曾經(jīng)問我們說，世界上最好的人是誰呀？接著自問自答地說：就是爺爺！父親這個人，特別率真，特別質(zhì)樸。就是在重大政治場合，他都是那種放松的感覺。他的率真是出于本性的，是沒有任何矯飾的。

　　新聞周刊：可是也有一種說法，說他的部下很怕他？

　　鄧榕：他的很多老部下怕他，特別是原來“二野”的那些老部下。在“二野”時，劉伯承司令員是一個慈祥的長者，而鄧政委是一個嚴肅而話不多的人。鄧的這種威嚴，叫做“不怒自威”，大家比較怕。到了過年過節(jié)時，這些老部下想來看他，也是大家約好一塊兒來給政委拜年，不會一個一個來。他們進屋坐下，每人都說幾句。然后鄧就說，好了，也看了，也沒什么說的了，就到這里吧！大家就起身告辭。但那是早年。到了晚年以后，他的這種威嚴有所變化，相對盛年時期不太一樣了。他越來越像一個挺可親的老人。

　　但是，他的堅定不移是始終不變的。一旦決定了的事情，他會特別堅決。在香港回歸前，有人曾說我們在香港不會駐軍。后來在一個會見香港客人的場合，采訪的記者們照完相剛要走，鄧小平突然說，請記者們都回來，他說，有人說在香港不駐軍，這是胡說八道！——這是他最嚴厲的說法。他這個人從來不說粗口。

　　他論對錯是非從來是對事不對人。我的印象中他幾乎不批評人。他從來不說，你不該怎么樣。他只是說該做什么。他對家人也從來不用教訓(xùn)的口吻說話。他的威嚴就在于他對于重大問題決策的果敢，在于對原則的堅定、堅持和不容動搖。所以他有震懾力。

　　他不喜歡看見自己的題字到處掛著，不喜歡看到自己的像到處立著。所以要想讓他題辭就很難，都是秘書挑挑揀揀，揀出最必要的，集中找他寫一次。但是他這樣做不單純是對自己要求嚴格或謙虛，他從不假謙虛，該不謙虛的時候，他非常地決斷。他本質(zhì)就是這樣。該拍板的時候，當仁不讓。

　　“取消終身制，在中國這么一個從來沒有民主傳統(tǒng)的社會基礎(chǔ)之上，開始建立民主的制度，應(yīng)該是鄧小平在20世紀對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

　　198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這一天，鄧家人特地舉行了一個儀式來慶祝，他的四個孫輩送給他一個親手制作的賀卡，上面寫著：“愿爺爺永遠和我們一樣的年輕！”

　　新聞周刊：一位在任的黨和國家最高領(lǐng)導(dǎo)人，在身體健康頭腦清楚的情況下，主動退出第一線領(lǐng)導(dǎo)崗位，這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這與鄧小平同志幾起幾落的個人經(jīng)歷有關(guān)嗎？

　　鄧榕：這當然跟他的個人經(jīng)歷有關(guān)。但是我認為，這也與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歷史有關(guān)。國際共運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權(quán)力交替的問題。鄧小平對于國際共運的歷史和現(xiàn)狀，是進行了深刻的思考的。不光是對60年代中蘇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論戰(zhàn)進行了反思，而且他是從整個制度方面進行思考的。

　　鄧小平年輕的時候，16歲到法國，他最早的追求就是要救國，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使中國走向民主富強。加入共產(chǎn)黨以后，他和他的戰(zhàn)友們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斗爭，其中一個主要目的還是反對反動的獨裁統(tǒng)治。鄧小平所代表的這一代共產(chǎn)黨員的追求，是要通過自己的奮斗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偉大理想，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

　　而在實現(xiàn)這個理想的過程中，他們必須面對一個現(xiàn)實：就是中國有著近兩千年歷史的封建傳統(tǒng)和封建思想。這是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必須跨越的障礙。應(yīng)該說，鄧小平對廢除終身制問題的思考，不僅僅限于這個問題本身。文革結(jié)束以后，鄧小平曾多次反復(fù)強調(diào)要解放思想，要廢除封建主義殘余。廢除終身制只是一個標志，更深的內(nèi)涵是對中國的封建傳統(tǒng)封建思想的徹底拋棄。

　　在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革命生涯后，在經(jīng)歷文革后，鄧小平復(fù)出以后首先強調(diào)的問題，除了解放思想以外，就是制度問題。他和他的同志們主持修改了憲法，確立了新的憲法下的中國的法律體系，對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體制進行了一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廢除終身制。這些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與經(jīng)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具有同樣深刻的意義。

　　新聞周刊：在廢除終身制的過程中，小平同志也遇到很大的阻力？

　　鄧榕：阻力非常大。這種阻力，不是個人的，不是是非方面的，而是觀念上的，感情上的。要知道，中國老一代的革命者，他們從感情上就認為，他們的使命就是終身革命，他們參加革命的誓言就是“生命不息，戰(zhàn)斗不止”。這不是他們對權(quán)、對地位的眷戀，而是一種純樸的革命情感。這是個觀念的問題。他們覺得，你讓我退休，那我這輩子革命是為了什么啊？革命了一輩子不是晚節(jié)不保了嗎？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子的，沒有退休的概念。

　　所以在當時，要把退休作為一種制度讓大家都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鄧小平提議作為過渡建立中顧委，是為廢除終身制做準備。后來取消中顧委，也是為了廢除終身制。文革以后，他自己一直致力于盡早退下來。他曾經(jīng)說過，自己如能更早地退出領(lǐng)導(dǎo)崗位就好了。他多次說過，如果把國家的命運這樣系于一個人的身上，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取消終身制，進行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制度的改革，在中國這樣一個從來沒有民主傳統(tǒng)的社會基礎(chǔ)上，開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并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應(yīng)該是鄧小平在20世紀對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也可以說這是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必由之路。

　　新聞周刊：退休以后，小平同志真的過得很輕松嗎？他每天都怎樣生活？

　　鄧榕：他的退休生活特別規(guī)律，這和他曾經(jīng)是軍人有關(guān)。他自己就說他是一個老兵。退休后他每天早上8點鐘起床，吃早飯，散步，看看文件。12點吃午飯，睡午覺，下午看些報紙書籍，晚上6點半吃飯，晚飯后看看電視，打打橋牌。我們家的鐘點都是跟著他走，非常準時，這是他長壽的一個秘訣。他吃飯也從來不等人，吃完了就走，飯桌就收了。你要是來晚了，就沒飯吃。

　　實際上，在1989年正式退休之前，他已經(jīng)過了很長一段半退休生活。當時有個外國記者采訪，問他每天辦公的時間是多少，他伸出兩個指頭說，兩個鐘頭。外國記者非常吃驚，但真的就是兩個鐘頭。也就是早上9點多到11點多兩個鐘頭他看文件，下午和晚上，他從不安排這種公務(wù)活動。那時候，一線的事務(wù)、日常的事務(wù)他已經(jīng)不處理了。

　　想過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鄧榕：我父親一直想盡早地實現(xiàn)退休，這個愿望是非常真誠的，隨時準備好退休。他對我們說過，他的夢想就是，退休以后能像一個普通的百姓一樣出去走走，去逛逛商店。文化大革命前，他經(jīng)常帶著孩子們?nèi)ド⒉�、郊游。到十三陵，拿塊布往地上一鋪，然后擺上自己煮的茶葉蛋、買的香腸和面包，坐在地上野餐，經(jīng)常這樣。他想退休以后還是這樣，很輕松地出去到公園散步。

　　新聞周刊：他是一個很會生活的人？

　　鄧榕：他熱愛生活。他是足球迷，結(jié)果把我們也都培養(yǎng)成了足球迷。他喜歡打橋牌，游泳，散步，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他也看籃球，乒乓球，話劇，歌劇，芭蕾舞，什么都看。我們小的時候，他常帶我們?nèi)タ大w育比賽和演出。那時候簡單，沒有前呼后擁的，把車叫出來，說走就走。晚年時，他也看電視，電視新聞，電視連續(xù)劇，什么都看。

　　新聞周刊：我在你寫的書里看到，他也很會做飯？

　　鄧榕：他做飯的手藝特好。文革在江西的時候他經(jīng)常做飯，做川菜。紅燒肉，扣肉，麻婆豆腐，粉蒸肉都會做。不過北方面食不太會做，搟面條是我教給他的。他喜歡吃好吃的東西，這一點特別本色。他說有的人是“好吃不會吃”，有的人是“會吃不好吃”，他是屬于“會吃不好吃”的。

　　新聞周刊：他想過一個普通百姓的生活，恐怕也不容易做到吧，起碼上街大家都會認出他來的。

　　鄧榕：家里孫輩們當時就“打擊”過他，說爺爺這是理想主義！后來他到上海時，真的到商店里去了，結(jié)果一下被人圍上了，又是照相，又是鼓掌。我們后來問他：老爺子，今天你逛商店看見什么了？他說，什么也沒看見，光看見人了！他說以后不出去了，因為出去就興師動眾，就擾民。他特別不愿意擾民。

　　晚年的時候他想要真正走到老百姓家里，親近地接近群眾，機會不多了，畢竟受到身份的限制。他總是想去看看老百姓，看看他們的生活。每次出去到外地，他都坐火車，沿途把窗簾拉開，往外看。只要是白天，太陽沒落，他就一直看窗外�？囱赝镜那f稼好不好，肥足不足，道路修得好不好，老百姓房子什么樣，是磚房瓦房還是草房，有什么地方建小樓了，樓上有沒有天線——有天線就是有電視了。早些年的時候北方發(fā)展得不如南方快，都是比較破舊的土房，到了南方開始有小樓了，他就特別高興。他說你看，那地方的農(nóng)民有樓房了！火車上很顛簸，他讓我們扶著他站起來看，總也看不夠。

　　在我的印象中，正式退休以后，他對中國問題的關(guān)注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還是制度問題，如何建立起最適合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制度；第二個，是共同富裕，他認為在存在差別的基礎(chǔ)上，只有全體人民共走向共同富裕了，才能體現(xiàn)出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和優(yōu)越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第30期，總第1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