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4年，中國恰好跨入人均產值800～1000美元大關，即進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沖突的多事之秋。社會發(fā)展進入了高風險區(qū)域，這是改革開放步步深入的標志，也將考驗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有智慧化沖突為和諧
這是改革開放第25個年頭，背負兩千年帝國傳統(tǒng)、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一個巨型社會，正在涉入現代化轉型的深水地帶。
現代性產生穩(wěn)定，現代化卻產生不穩(wěn)定。社會學則說得更為具體：當發(fā)展中國家突破人均產值800～1000美元大關，即進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沖突的多事之秋。經濟統(tǒng)計告訴我們，2004年的中國恰好跨進了這一門檻。由此而言，這一年出現一連串社會沖突新聞——無論是全局性的信訪洪峰，還是中西部地區(qū)的群體事件，都不應該讓人意外：社會發(fā)展進入了高風險區(qū)域，這是改革開放步步深入的標志，也在考驗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有智慧化沖突為和諧。兩千年封建傳統(tǒng)，一百五十年血火歷程，三十年“階級斗爭”，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沉淀有種種戾氣。西南小市街頭，僅因市井之徒一句狂言，即能點燃民眾憤怒，并迅速擴張為街頭暴力事件。所幸地方當局“柔性處理”，化解了這一突發(fā)事件。此一事件或可證明現代化確實帶來不穩(wěn)定，而“柔性處理”則意味著政治文明的積累。循此方向，方能順利完成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以此為前提，也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的軟著陸。
然而，時下并不是所有官員都能理解并接受什么是“柔性處理”。在另一些地區(qū)，官員為尋找不到民眾對話代表而發(fā)愁；一旦事件平息，則“槍打出頭鳥”，不抓人、不捕人就不足以平“官憤”。秋后算賬能得逞于一時一地，但在社會總效果上，則使民間積怨重歸沉默，沉默一旦爆發(fā)，最終犧牲的是當地社會的和諧。
以往種種悲劇性事件說明，能夠破壞社會和諧的禍首，并不在這個社會的外部，而是社會內部部分官員對民眾根子上的不信任。要拒絕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妖魔化”，首先就應該反對這個來自內部的“自我妖魔化”：一有沖突，不能坦然視之，遵循法治軌道理性化解，而是視之為洪水猛獸，急欲打壓。
改革開放進入第25個年頭，已經出現“開放”推動“改革”的深刻變化。今年是中國加入WTO第三年。各行各業(yè)都在清點入世以來的成績單，國外的評價似乎也令人滿意。但是不能忘記，在經濟運行“入世”的同時，社會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在“入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是簽署了《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這是政府誠信的最大所在。如果我們在落實公民權利方面，積累起與經濟入世一樣令人矚目的進步記錄，那么中國的市場經濟資格問題，也不必滿足于拉美、南亞這些國家相繼承認，應該獲得更為可喜的進展。
改革開放進入第25個年頭，還出現了“民知”倒逼“民主”的生動局面。民眾知情權的步步擴大，必然帶來步步擴大的民主要求。知道，知道，以“知”為“道”，以不“知”為無“道”。一個不“知”無“道”的社會，是一個愚昧社會，愚昧一旦沉默，則深不可測：什么都不會發(fā)生，什么都有可能會發(fā)生。近些年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選”，以及最近報道宿遷三千干部向民眾不僅“述職”還要“述廉”的做法，都值得肯定。與此同時，還應該在更為廣闊的范圍擴大民眾的知情權�！爸卮笫聞找屓嗣穸贾馈�，這是現代和諧的根本保證。現代和諧與古代和諧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為基礎，而后者僅僅保持民眾沉默的外貌。在民智已開、民知初現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諧，則和諧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諧”抑民主，則和諧與民主皆亡。
和諧并不是沒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卻能夠通過民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毋庸諱言，改革初期的萬眾一心，已經為今天的利益分殊、心態(tài)不一所取代。人們的分歧所在，并不在于誰要社會公正誰不要社會公正，而在于為什么會發(fā)生社會不公正，怎么樣才能克服社會不公正。
我們認為，市場經濟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來自市場的背后：社會內部非經濟領域的權利不平等。是權利不平等扭曲中國的市場機制，是權利不平等造成中國的貪賄橫行，是權利不平等造成人人關心的三農問題。
25年來，中國曾經錯失過多次能夠以比今天更小的代價處理這些問題的歷史機遇。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贊成某種不負責任的傾向，以暴易暴只能是以另一種不公正取代目前的不公正，重新開始又一輪歷史循環(huán)。我們也不贊成甘言飴人，以道德憐憫來滿足道德自戀。是權利的問題，就應該從權利配置來解決；是制度性問題，必須從制度層面來突破。我們目前尚能謹慎樂觀的原因在于，25年的改革開放雖有波折，但還在前行；而社會進步則獲得了自我慣性，甚至產生了自發(fā)創(chuàng)新的機制：如浙江出現集體工資談判，勞資互利；如怒江、虎跳峽大壩之爭，弱勢者身后出現了自發(fā)的NGO力量；而銀川出租車司機的罷工，也能以罕見的政府妥協(xié)而告終。
這一年誰都在說“以人為本”，人們樂于接受。從去年的“公民維權”到今年的“以人為本”，并不是其他，而是“以民為主”：讓每一個農民、市民都發(fā)展為權利自足的公民；讓每一個公民都成為經濟運行的主體，文化活動的主角，還有政治參與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