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岳王墓前，鑄有秦檜、王氏、張俊、萬俟咼四鐵像，反綁而跪，游者常投以鄙視目光或敲打其身，一吐不平之氣。
秦、張、萬俟是罪有應得。王氏為秦檜發(fā)妻，她既未執(zhí)掌朝綱，也未手握相印，與岳飛冤案有何牽連呢？
據(jù)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佞幸盤荒》載：“宋元間傳說，秦檜欲殺岳飛時，曾與妻子王氏在東窗下密謀�！�
另據(jù)明代郎瑛的《七修類稿·辨證五·東窗事犯》載：“岳武穆戲文《何立鬧酆都》，世皆以為假設之事，乃為武穆泄冤也。予嘗見元代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之金人杰有《東窗事犯》小說�！�
明湯顯祖之《牡丹亭·圓駕》：“〔旦〕若說秦夫人的受用，一到了陰司，挦去鳳冠霞帔，赤體精光……聽的是東窗事發(fā)”。
《剪燈新話·天臺訪隱錄》：“建炎南渡多翻覆，泥馬逃來御黃屋……東窗計就通和好，鄂王賜死蘄王老”。
《說岳全傳》第六十一回：“縛虎難降空自疑，全憑長舌使謀機，仗此黃柑除后患，東窗消息有誰知”。清末蔡東藩的《宋史演義》第七十五回中：“……檜偕妻王氏在東窗下，圍爐飲酒……王氏笑道，‘這有什么要緊的，索性滅了他免得多口�！瘷u在沉吟，王氏復道：‘縛虎容易縱虎難’。檜聞此言，私計遂決……”這么多的記錄，怎能與王氏毫無關系呢？
然而，上述記載，不難看出，是“傳說、假設、戲文、文學、小說、演義”之類，不是正史。
據(jù)《宋史·奸臣三》秦檜傳：“檜兩據(jù)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檜陰險如崖，深阻竟叵測……晚年殘忍尤甚，數(shù)興大獄……”這樣的奸雄還需要王氏出謀獻計嗎？
又載：‘興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俟咼論其罪，張俊(與張浚同時)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于是飛及子云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十二月底殺岳飛……子云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都流涕�！罢飞险也坏酵跏蠀⑴c其謀，何罪之有。再載：“開禧二年，追奪王爵，籍其家產(chǎn)……”也沒有懲辦王氏的史錄啊！
據(jù)宋代徐夢莘，他是紹興進士，歷官湘陰令，知賓州，以議鹽不合，罷歸，自政和七年至紹興末，四十五年，著有《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等許多著述。請看《三朝北盟會編·系年要略》上的記載：“……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對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興�！�
《宋史》上也有記載。又載：“臣嘗見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在館中時，聞今敷文閣學士吳獵言：秦檜病時，大理寺當以趙汾等獄案上省。檜夫人王氏卻之，語家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這般文字來激惱他，’如此者再三。檜死，事遂已。故以檜之惡如此，而其子孫未盡滅絕，蓋王氏此舉能全數(shù)十家性命故也。
臣又見蜀之老士人薛仲邕館客者言：仲邕時持案牘入檜臥內(nèi)，是時，已擬定刑名，只取檜一押字，檜其病篤乃已。所謂五十三人，趙令衿、胡銓、汪應辰、張孝祥之徒皆是也。秦檜此舉較殺岳飛手段尤狠毒，設非因王氏之阻而止，不特此五十三家性命不全，而一時賢士皆盡，南宋元氣已喪，國將不國，其亡恐不待百年以后矣。
是延南宋斷絕之祚者，王氏之力也，魏了翁乃所謂‘圣人之徒’，其言宜不妄。秦檜子孫未盡絕滅，歸功王氏，蓋深信張浚等五十三家命懸頃刻，僅而獲免，端賴此耳……”從同時代的宋人史錄，可以看出，王氏不但賢德，而且還有陰德，而后人不知，徒取小說之類無稽之談，使她蒙垢千載。
王氏所為，正如農(nóng)家大門春聯(lián)“積德前程應遠大，存仁后步自寬宏”，種陰德之因，得善報之果，其后代繁衍不息，為官或民，政聲德行均受世人夸贊，決不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tǒng)論。
王氏為什么孤魂抱深冤呢？由于當時人深惡秦檜，故設此疑似之事，以逞毒于其妻，也來個“莫須有”而遭其株連；其次是“女人禍水論”的流毒；再加上評話小說社戲的渲染，使她含冤長跪在岳王墓前。
仰觀天地，俯察古今，對待歷史，既不要受古人的騙，也不要受今人的累，一定要以史實為依據(jù)，真理為準繩。
文章來源：香港《大公報》 文/李長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