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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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何安達以40年時間，搜集了一批中國古代青銅器。對于每件藏品的鑄造、銅綠、銘文及出處，他都如數(shù)家珍。9月16日紐約亞洲藝術(shù)周佳士得將推出他的“思源堂中國古代青銅器珍藏”拍賣。

　　文/李晶晶

　　20世紀50年代，以中世紀西方藝術(shù)品收藏為主的英國人何安達(Anthony Hardy)，來到日本和中國香港收集古董。在收到的一批亞洲藝術(shù)品中，有一件從日本購得的中國商朝青銅爵。爵的一側(cè)有傾酒的流，另一側(cè)有尾，底承三足，結(jié)構(gòu)謹嚴。這件包裹著綠銹、有特殊造型的銅器，令何安達一見傾心。何安達是地道的英國人，受過傳統(tǒng)的歐式教育，1960年到香港地區(qū)工作，后來成為華林集團(Wallem Group of Companies，一家總部設(shè)在香港的大型國際海運集團)的主席。

　　父親早年買回的這尊青銅爵，讓何安達留有深刻記憶，并促使他有了自己的收藏。1970年何安達憑借自己的眼力買下第一件藏品——表銅簋。他對本刊記者說，可惜后來發(fā)現(xiàn)它充其量只是件仿古品，并刻有不可信的銘文，這是他學習收藏的起步。在明確收藏目標之前，他經(jīng)歷了一小段時間的摸索期。最初他打算有目的地選擇上起殷商下至唐末這段時間內(nèi)，每個時期一兩件具代表性的青銅器，從中了解各時代青銅工藝及其蘊含的歷史背景。

　　但是沒多久，他就放棄了這個想法。他告訴本刊記者，因為他發(fā)現(xiàn)，早在二里頭、二里崗時期，中國的青銅器鑄造已經(jīng)開始了探索和實驗。“無論從其鑄造技術(shù)、禮儀作用還是神秘的象征意義上，它們都對安陽殷墟青銅器產(chǎn)生了至深影響。我于是決定開始傾力收藏這一階段的青銅器。”

　　何發(fā)達的藏品中有一件商朝(安陽早期)的青銅尊，是當時主要的盛酒器之一，在商周青銅禮器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件青銅尊紋樣亦以饕餮為主，分別用于裝飾高撇足和廣圓腹的寬闊紋飾帶。斜肩飾以三個高浮雕牛首，其頭生虬角，狀若山羊，而喇叭形廣口則飾一道刻滿圖案的蕉葉形紋，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作品。

　　由于第一次買青銅器受挫，何安達說，直到1979年他才決心增加資源，委托三四位頂尖的青銅器古董商來助一臂之力，他們的客戶都是當時最知名的收藏家。

　　1979至1990年何安達頻繁出擊，埃斯肯納茨(Giuseppe Eskenazi)很快成為他的良師。同樣，東京壺中居的笹津悅也先生和紐約的詹姆斯•勞利(James Lally)先生也成為他信任的朋友和委托人。以他們各自的身份，總有機會接觸到名家珍藏。何安達告訴本刊記者：“這些購藏的經(jīng)歷是一種學習和享受，我意識到我所做成的交易一半取決于好運氣，一半則依靠環(huán)境、市場洞察、品位以及其它很多因素�！�

　　何安達一件很重要的藏品是商晚期的方彝，在這個方彝的器內(nèi)至今還保留著殘存的積酒。何安達對本刊記者說：“你一定知道日本的松岡清次郎先生吧！他是一位執(zhí)著的中國古代藝術(shù)品收藏大家，在日本有自己的博物館——松岡美術(shù)館。1985年12月，我原本計劃去倫敦佳士得競拍青銅方彝，這原是格羅斯•施普勒(Gross Spuhler)的舊藏，曾在蘇黎世瑞特堡博物館陳列多年。然而就在拍賣前幾周，我聽說松岡先生也要親臨倫敦，因為在他的收藏中唯獨缺少這一件珍品。聽到這個消息后，我的情緒一落千丈，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機會競爭過他。我黯然取消了倫敦之行，只是委托埃斯肯納茨代表我去參加拍賣。幾天后，埃斯肯納茨發(fā)來電報說：‘松岡不來，請速至�！�你可以想象我當時有多么興奮嗎！”松岡先生的習慣是，永遠親自到現(xiàn)場，絕不缺席或委托他人，現(xiàn)場緊張的角逐是他收藏樂趣的一部分。何安達說他于是立刻搭乘去倫敦的飛機，并在埃斯肯納茨的幫助下，成功購得了這件青銅器。

　　何安達說：“無論你從哪一種文化的角度看青銅時代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都能將該文化與其它早期文化做對比。中國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偶然發(fā)現(xiàn)了青銅器鑄造工藝，晚于幼發(fā)拉底河三角洲、盧里斯坦以及埃及，但是論到公元前1200年之前的青銅器鑄造的造型和質(zhì)量，則無人能與之匹敵�！�

　　何安達說，在收藏過程中，他設(shè)定了“4P”原則：即銅綠(Patination)、銘文(Pictogram)、精密(Precision)以及出處(Provenance)。何安達認為，任何一件上乘的青銅器應包含這四個元素。其中以制作精美最為重要。何安達特意提到了他的一件商晚期的青銅鬲，器物年代較早，體形較小，卻獨具特色，意趣盎然，牛形獸面，魚形的眉及三道勾狀扉棱。最早經(jīng)由上海古董商盧芹齋之手流到西方，后為費理思博士(Dr.A.F.Philips)及英國鐵路養(yǎng)老基金會收藏。這是何安達最喜歡的藏品之一，雖然它沒有銘文，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家最重要的標準，但它不同尋常的造型和鑄造工藝不僅打動了他將它買下，更早前也讓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en)為之傾心，將它收入了1942年中國藝術(shù)研究著作中。

　　在何安達看來，銘文只是其次。青銅器的銘文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它不僅是中國古文字的主要形式，記載內(nèi)容也填補了先秦古史的諸多空白。何安達藏品中有一件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銅簋，鑄有一個清晰的象形文字，為一手持耒，象征中國古代的農(nóng)業(yè)文明，青銅方彝“亞”形框內(nèi)刻的銘文暗示著它或許是殷商4個氏族在禮儀中曾使用過的彝器。青銅鼎內(nèi)鈐有醒目的會意文字，一個跽坐的人頂著巨型的“山”自形冠。而西周早期雙耳簋夔鳳紋繞身，并刻有關(guān)于失落的古“楷”國文明的銘文。

　　何安達的“4P”標準中，再次就是銅綠。青銅器因埋藏于地下，與四周不同的礦物質(zhì)發(fā)生化學反應，從而產(chǎn)生了綠、藍、紅及其他各色銅銹。銅銹是大自然賦予的美，是數(shù)千年來大地對青銅器的一種特別眷戀。最后才是收藏歷史。

　　佳士得美洲區(qū)副主席、亞洲區(qū)名譽主席杜超惠評介何安達所秉持的這“4P”標準，認為它揭示了中西方收藏、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不同重點。中國秉承金石學傳統(tǒng)，偏重鐘鼎銘文的考釋，即“銘文”的標準，西方則發(fā)展出了關(guān)注藝術(shù)風格、鑄造技術(shù)的研究傳統(tǒng)，偏重鑄造精湛和銅綠標準。杜超惠說：“在拍賣中，小尺寸的青銅器不一定比大尺寸的青銅器價值低許多，尺寸、年代并不是價值的決定性因素。對中國買家來說，他們可能更看重銘文，會很在意上面的象形文字。例如，一個小尺寸的青銅器皿，即使鑄造得不夠精致，但如果刻著有意思的銘文，則該青銅器的價值就會比一個大尺寸的、鑄造精致些的，但沒有銘文的青銅器高很多倍�！�

　　何安達的藏品中最早有文字記錄的是一件青銅角，曾在晚清著名金石學家吳榮光1842年印行的《筠清館金文》中出現(xiàn)過。自吳榮光介紹后，這件青銅角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頗受中國學者和收藏家關(guān)注，各類出版物無一不提及其銘文。杜超惠說：“按金石學傳統(tǒng)，青銅器研究中銘文首占其要，其次才是器物本身。然而，西方學者卻更關(guān)注青銅器的鑄造工藝是否精湛，這件青銅角光滑的表面及潛浮雕紋飾，與雷云地紋上多層次的設(shè)計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它之所以收入何安達的收藏，恰說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國古銅器的魅力在于它的神秘、復雜和多樣性。”

　　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何安達收藏中，有一件青銅車馬件，這只是馬車上的一個零部件，沒有銘文，也非禮器，自然難引起中國傳統(tǒng)學者重視。但它精美的鳥紋與器型的完美配合，甚至是古樸的銅綠銹，引起了伯納德•貝倫(Bernard Berenson)的關(guān)注，他是20世紀初美國藝術(shù)評論權(quán)威，據(jù)說這個小小的車軸是他唯一收藏過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它的第一次亮相是1930年在柏林紀念約爾格(Jorg Trubner)展覽上，約爾格是德國著名的中國藝術(shù)史專家，1929年去世時還在北京研究、收藏古代青銅器，這件車馬裝飾后來一直輾轉(zhuǎn)于歐洲各藏家手中，直到1990年被何安達購藏。

　　在何安達即將拍賣的這批青銅器中，可以發(fā)現(xiàn)安陽殷墟時代青銅器一枝獨秀。他說：“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羅樾先生的學術(shù)影響�！绷_樾出生于德國，接受了德國傳統(tǒng)嚴謹?shù)乃囆g(shù)史訓練，1940至1949年他被派往北京工作，隨后移居美國。1953年羅樾到美國后不久就發(fā)表了商代青銅器研究的重要文章，對商代青銅禮器的造型、裝飾進行細致的風格分析，將他們劃分為5個發(fā)展時期。

　　何安達收入了羅樾的3件舊藏，有趣的都為兵器，沒有一件禮器，是被一般藏家認為“次要”的青銅器。其中一件鄂爾多斯式帶老虎裝飾的圓形鉞，是羅樾1940年在北京獲得，另兩件是戰(zhàn)國早期嵌綠松石青銅劍和西周青銅杖首。羅樾對中國古代青銅兵器的研究，源自他深信從它們身后可以找出古代中國和歐亞大陸之間的技術(shù)和文化交流。羅樾與瑞典漢學巨擘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將西方學界對中國古青銅器的研究帶入了風格分析和文字考據(jù)并行的軌道，并一直延續(xù)至20世紀末。何安達所收藏的西周青銅車軸裝飾、商晚期青銅方彝、戰(zhàn)國早期錯銅形器、商青銅觚等見證了這一段歷史過程。

　　當然，何安達收藏的青銅角的收藏歷史也表明，20世紀初，中國政局混亂的年代中，金文研究對當時古代青銅順的保存至關(guān)重要。這一時期，日本學者、藏家及古董商們在研究和收藏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領(lǐng)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梅原末治先生，1959至1964年，他編撰完成了多卷的日本藏中國古代青銅器圖刊。何安達的幾件重器早年流傳于日本，也能在梅原末治書中找到相關(guān)著錄。隨著收藏的深入，何安達為他自己的收藏起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堂號“思源堂”，他向本刊記者解釋：“思是觀點、啟發(fā)和欣賞；源是起源和古老的文化；堂是曾保存收藏品的山中亭閣�！�

　　2006年何安達從華林集團退休，開始協(xié)助香港海事博物館2012年底遷建于維多利亞海港旁的籌備，現(xiàn)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清代中國口岸繪畫及博物館相關(guān)藏品的收集。對于這些花費40年時間收集而來、又即將被拍賣的青銅器，他說：“我這里容納不下這么多青銅器了。在兩家著名的博物館向我歸還借展的收藏之后，這些青銅器現(xiàn)在還保存于包裝箱內(nèi)。基于這些考慮，我當時就決定與其他有興趣的收藏者以及博物館一起分享我對中國青銅器的熱愛�！倍�何安達的中國夫人Susan Chen，亦是青銅器經(jīng)營的資深行家。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