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公權力背后的“官員風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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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論壇》編

　　公共建筑中越來越多地被融入了風水因素，各地的“風水樓”不斷涌現，這其中有怎樣的玄機？“風水樓”與公共權力之間，又有著怎樣的聯系？

　　一位多次承擔政府工程建設指揮任務的施工企業(yè)領導說，在現行體制下，公共建筑的生長方式主要由地方當政者的意志決定。在公共建筑興建過程、尤其在政府建筑工程中，無所不在的“長官意志”幾乎決定了任何一個細節(jié)。不斷出現在“風水寶地”上的公共建筑，絕大多數來自主政官員的“構思”。

　　官員迷信風水的心理剖析

　　為升遷，求官運、財運。筆者通過對基層干部、民眾的深入走訪發(fā)現，官員追逐風水，最大的心理動因是對官位和金錢的迷戀。受訪干部普遍認為，風水的復興，與時代的文化物質不無關系。對一些官員而言，風水最大的功能就是保佑自己升官發(fā)財，而對金錢與權力的追逐，在他們看來，是生活唯一的主題。于是，公共建筑就成為他們寄托對官運、財運無限憧憬的最好載體。如山東省某位地委書記，從“大師”處得知自己有“入閣”成為副總理的運道，但命里還差一座“橋”，便下令將已按計劃施工的國道工程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庫，并因此順理成章地在水庫上修起一座大橋。橋雖建了起來，但該書記終究未能“過橋入閣”當上副總理，卻因貪污受賄罪行暴露，于1996年被省高院判處死緩，成為共和國歷史上繼劉青山之后被判處最重刑罰的地委心。2007年6月初，被中紀委通報的山西省糧食局原局長挪用國家糧食儲備庫資金，在國家級風景名勝區(qū)擅自修建專用于接待的賓館，并在賓館附近建起了“糧神殿”，在殿中為個人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并將各省(區(qū)、市)糧食部門負責人的題詞刻在石碑或牌位上，與神像一并供奉。升官發(fā)財被該局長抽象到了“神壇”的高度，凝聚到公共建筑中，也算是種境界。

　　為消弭災禍。中央黨校吳忠民教授對此做出了“一邊貪污腐敗，一邊燒香拜佛”的概括。試問古今貪官污吏，有幾人心安理得？尤其是我們黨的官員干部，受黨的教育多年，他們豈不知身為公仆當為民眾鞠躬盡瘁，豈不知貪贓腐化與黨紀國法水火不容？在這種強大的心理壓力下，他們中的一些人寄望于風水，認為將風水方術與政府工程相融合，即可借助巍然的公共建筑獲得命運與神靈的庇佑，讓自己的行徑永世不見陽光，消弭災禍，長保平安。

　　為求心靈安頓、尋找精神寄托。記者發(fā)現，在篤信風水并以風水因素和個人意志左右公共建筑生長模式的官員中也不乏這樣一些人，他們也許升遷無資格，斂財無膽量，但他們的信仰已經失落，心中不再有對真理和人民的敬畏，也不再滿懷為人民的事業(yè)殫精竭慮的崇高追求。這些官員心靈無處安頓、精神無所寄托，對于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應當如何行使，便沒有了方向感和使命感。一些風水界“從業(yè)人士”恰可以乘虛而入，成為這些官員的決策“導師”。有的風水師為此還專門成立了皮包公司，以方便官員用公款支付“風水”費用。在他們的“引導”下，一些無謂、無聊、甚至無稽的風水理念大量融入地方公共建筑，既給公共財政造成損失，也嚴重影響了城市建設的質量與格局。

　　城市公共建筑背后的權力影子

　　作為城市精神的物質載體，公共建筑除了具有自身的使用功能以外，其外觀形態(tài)也日益變成城市的一個文化符號，成為城市景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存在一種趨勢，城市公共建筑的構建模式越來越摻雜進個人的喜好或權力的因素，建筑的規(guī)則、布局與建造不能完全按照設計方案去構建，而是明顯地受到長官意志的影響。這導致一些地方大規(guī)模復制北京甚至外國政治中心的建筑，盲目追求公共建筑的所謂風水運勢的工程大量存在，而且呈現著不斷增長的勢頭。這不由使人發(fā)問，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地方政府大規(guī)模進行權力建筑復制和追逐風水？

　　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我國歷史上長期官本位影響的遺留。對權力的畸形崇拜令這些政府投資復制權力建筑，既表示了對中央權力的服從和崇拜，又讓當地人民能夠時刻體會到中央權力的至高無上，本質上卻反映出了地方官員借助復制權力建筑來昭示自己權力地位的不可侵犯并形成一種在當地的威懾力，這種建筑形態(tài)、體量和尺度在各地的不斷復制，具象地反映出北京權力放射性的狀態(tài)，并成為權力衍生品的物化。

　　官本位的另一方面就是地方官員需要個人仕途升遷的政績，體現在建筑上就是所謂的政績工程。地方官員在自己的治地上興建出一些亮眼的公共建筑，以便形成城市的繁榮健康發(fā)展的符號，這對于一切“政績靠眼看”的行政管理者來說幾乎成為表功的唯一途徑。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目的，原本多少為民生著想的政績工程極易出現偏差，即不是興建一些體現城市特色的建筑，不是為了城市發(fā)展而作的合理規(guī)劃，而是以復制權力建筑這種畸形的方式展現出來，城市變成一個任地方主政者隨心所欲地建設的大工地。扭曲的心態(tài)帶來了扭曲的建筑，對于權力建筑的復制，導致了城市建筑背離了建筑的功能初衷，而對經典建筑的拙劣復制毫無藝術性和創(chuàng)造性可言，只是為了實現自己膨脹的欲望的一種依托，假手建筑這種形式含蓄地表達出來罷了。

　　讓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

　　政府建筑在語義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相當于執(zhí)政者的施政宣言，是官民關系的直接體現。看看輿論對于一些政府建筑的批評，就很清楚，人們不是批評這些建筑質量差或不美觀，而是對這些建筑所表現的意識形態(tài)深惡痛絕。像前幾年重慶忠縣黃金鎮(zhèn)的鎮(zhèn)政府辦公樓建得好似天安門城樓，便是一個典型而又極端的案例。說明此地的官員還是濃厚的帝王意識，完全違背了當今這個時代對政府的要求，即使在封建時代都脫不了僭越之罪。對于這樣的政府出臺的其他政策，地方的百姓又如何看待呢？這些都是價值觀錯亂帶來的問題，更有迷信風水的，認為建筑格局會影響自己的升遷，如此作為看在人民的眼中，誰又能寄望于這樣的官員造福一方？

　　古往今來，名垂青史的建筑中不乏政府建筑的身影，不僅因為這些建筑往往集中體現了當時的文明程度，投入較高，采用先進技術手段，是文化上的集大成之作，更根本的原因是，這些建筑都深深銘刻著公共精神的烙印，體現著對民眾生活質量的關懷。小時候，筆者隨父親去銀行，那是小鎮(zhèn)上最漂亮的建筑，父親解釋說銀行一定要建得好，不然人們就不來存錢了。同樣的道理，政府建筑也有體現政府信用的作用，人們并不反對其建設標準高于普通建筑。政府建筑也是文化代言人，國家級的政府建筑代表了國家的文化形象，地方政府建筑則反映了一方的風情，同時這些建筑的存在也對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產生重大影響，有導向作用。

　　芬蘭建筑師阿爾瓦•阿爾托1952年的作品珊納特賽羅鎮(zhèn)中心，其中包括了鎮(zhèn)公所、圖書館、商店和會議室。小鎮(zhèn)是座小島，鎮(zhèn)中心坐落在滿是松林的坡地上。他把建筑圍合成一個低矮的四合院，把這座建筑理解為一個港灣，給人受到庇護的安全感，也給人家的溫暖感。盡管形式語言是現代的，但他使用了當地的木材和紅磚，使這座新的鎮(zhèn)中心不是一個天外來客，而是這片土地上自然生成的。小小的鎮(zhèn)中心借此可以同那些龐然大物比肩，這就是公共精神的力量，這樣的公共建筑會成為當地民眾真正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

　　澳大利亞的國會大廈則把自身的大部分都埋在綠色的山坡里，可以說是一座看不見的建筑，只有入口處有一定的建筑形象。高81米、重200噸的旗桿是主要的標志物，上面飄揚著澳大利亞國旗。但這仍然是一座壯觀的建筑，不是指其規(guī)模，而是這種理念。在這里，建筑讓位于自然，看這座建筑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澳大利亞的環(huán)保事業(yè)是世界第一的。同時，這又是一座開放的建筑，屋頂、草坪可以任由普通人倘佯其上。如果巧遇參眾兩院開會，參觀者還可以坐在旁聽席上聽總理、部長們和反對黨的辯論，政權和人民的距離如此之近。國會大廈深埋在山體中，但它處處沐浴著公共精神的至上光芒。

　　上述是國外的例子。近年來，國內也不乏成功的公共建筑。上海市政府搬出位于外灘的前匯豐銀行總部，落戶人民廣場一側。一方面尊重歷史文化遺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塑造政府的新形象。新建筑形式簡練，莊重而無驕縱之氣，頗得好評，遺憾的是底層的開放性最終并未實現，但仍不失為佳作。今年開放的唐山城市規(guī)劃展覽館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歷史建筑——80年前的軍火庫，妥加改造，營造出的效果令人耳目一新。這座展覽館沒有圍墻，同周圍的開放綠地融為一體，主政者也沒有因為管理上的潛在麻煩而修改方案。這樣有益于公共生活的建筑必然會贏得民眾的好評。唐山沒有去攀比、跟風，充分利用自身資源，通過整合創(chuàng)造新的價值，城市歷史與時代新風相互映襯，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自我認識都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改變，無愧為公共建筑的典范。

　　公共建筑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場所，是市民社會在物質層次的基石和載體。成功的公共建筑所體現的絕不是權力的榮耀，不是金錢的力量，不是主政官員的運道和臉面，而是民眾的意愿和公共精神的回歸。國家倡導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實施可持續(xù)的科學發(fā)展戰(zhàn)略，這些要求如何不至于淪為一句漂亮的口號，是對各級政府的考驗。在明確了方向之后，行動是重要的。各級政府不妨從審視公共建筑開始，照照政府建筑這面鏡子，看看它們傳達了什么樣的價值觀，體現了什么樣的官民關系。照耀著公共精神之光的政府建筑，可以是政府轉型之路上的一個新起點。

　　(摘自《官場生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