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華人首富”之稱的香港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表示，他將把個人財產(chǎn)的三分之一捐贈出來用于慈善事業(yè)。這意味著，總額約480億港幣的財富將被用于香港和內地的慈善事業(yè)�！叭A人首富”因而也將成為“華人首善”。作為極具影響的公眾人物，李嘉誠此舉不僅提升了個人形象，而且對于整個華人世界都具有很強的價值導向作用。而在華人財富占世界比重與日俱增的情況下，反思華人社會捐助文化的缺失和不足，可謂正當其時。
如何處理身后巨額財產(chǎn)終究是富豪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處理的方式無非有兩種，一是作為遺產(chǎn)留給子孫后代；二是捐贈出來反哺社會。前一種方式固然無可厚非，后一種方式卻更為人稱道。而兩種方式所占的比例，則反映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文明程度。
“身外之物”的兩種處理方式
先說第一種。愛子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類乃至動物界得以繁衍昌盛的前提和條件。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給子孫留下太多的財富并非好事。被喻為“股神”的美國超級富豪巴菲特就認為，給子孫留下巨額財富會使他們失去生活的熱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喪失自尊和毅力，導致墮落。歷史上的前例也的確證明了這一點�；诖耍头铺貨Q定，把大部分財產(chǎn)都捐給比爾.蓋茨夫婦創(chuàng)立并掌管的慈善基金會。至于蓋茨夫婦自己，他們早就宣布把99%以上的財產(chǎn)捐獻給社會。
相比之下，把巨額財產(chǎn)捐贈給社會，其正面價值和意義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言，慈善基金大都用于救貧濟弱、預防疾病、發(fā)展教育等公益事業(yè)上。這實際上是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而且是一邊倒地向弱勢階層傾斜。這對于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公正，無疑有著重要的補充意義。這一點，并非僅僅是滿足了富人們的道德需求，而是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由于貧困和不公往往導致“仇富”等反社會心理，許多現(xiàn)代犯罪常帶有濃厚的報復社會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社會成員都是貧富分化的受害者。而公益捐助，其意義不僅體現(xiàn)在直接受益者身上，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平衡貧困階層的失衡心理，從而有助于建立和諧、和睦、和氣的社會氛圍和心理。這樣的社會氛圍，受益者無疑是每一個社會成員。因之，富豪們把財富反哺給社會，就像從森林從土壤中吸取營養(yǎng)，最終又以落葉的形式回饋大地一樣，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生態(tài)循環(huán)。
華人社會應學習西方的 “捐贈文化”
今天，慈善捐助在西方社會已經(jīng)蔚然成風。以美國為例，傳統(tǒng)的慈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已譽滿天下，受益者不計其數(shù)。新的基金會，如比爾.蓋茨—梅琳達基金會，已呈后來居上之勢�；饡䦟τ谖鞣缴鐣l(fā)展進步的巨大作用，已成為共識。隨便舉個例子，美國的一流高校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約翰.霍金斯大學等都是由私人捐助建立的。誰能說清這些教育和學術機構，對美國乃至全人類的貢獻有多大？
相比之下，中國的捐贈文化和富豪倫理都有待加強和改進。傳統(tǒng)上，中國是一個重親情、重倫理的宗法社會。由此造成祖碟譜系意識非常強。慎終追遠、光宗耀祖，成為中國人教育后代的重要內容。這樣的歷史和文化氛圍，使得中國人的歷史感和傳承意識比較強，而把財產(chǎn)遺贈給后代，正是這種傳承文化的必然結果。傳統(tǒng)上，中國人的捐贈意識是極其薄弱的。
當然，這樣的狀況也與商品經(jīng)濟不發(fā)達有關。隨著上世紀50年代以來香港、臺灣等華人社會的經(jīng)濟騰飛，海外華人富豪也紛紛解囊，回報社會。香港的邵逸夫、李嘉誠等，就是幾個例子。今天，“逸夫樓”遍布于祖國內地的高校，而“長江計劃”之類的助學和助教項目也為數(shù)不少。就內地而言，雖然熱心公益事業(yè)的富豪也越來越多，不過，總的來說內地的捐贈文化還沒有形成氣候和氛圍。不久前的民調顯示，內地的大多數(shù)人，包括普通百姓，都不贊成開征遺產(chǎn)稅。看來，捐贈要成為社會風尚，還須各界共同努力。這次李嘉誠先生再興善舉，又一次為華人世界樹立了榜樣，體現(xiàn)了他“兼濟天下”的儒者風范。(來源：香港《文匯報》文：余永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