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月16日電 美國《僑報》15日發(fā)表評論文章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日益凸顯的今天,中國有人發(fā)文提出,積極消費就是愛國!跋M愛國論”不值得深入探討,以經(jīng)濟為核心的社會形態(tài)下,消費純屬個人行為,與愛國與否無直接干系!跋M愛國論”的荒謬不僅混淆了是非,更為關鍵的還在于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愛國不分貧富。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與他的消費能力和方式不成正比;用消費定義愛國,實際上使用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展現(xiàn)的卻是惟利是圖的社會心理。
文章摘錄如下:
說到“愛國”,最有發(fā)言權的群體大概就是中國人了。古代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屈原憂憤跳江;當代有“餓死不吃救濟糧”的朱自清、“留須罷唱”的梅蘭芳;近期又有“抵制家樂福就是愛國”和“買房就是愛國”。時期的不同愛國方式與內(nèi)容也不同,正是有這樣的寬泛概念,在某些人眼里,任何事情都可以貼上“愛國”標簽,比如在國際金融危機日益凸顯的今天,有人又發(fā)表宏論:積極消費就是愛國。
把“消費”與“愛國”并列在一起,自然是種理論創(chuàng)新。中國久負盛名的《瞭望》周刊1月12日發(fā)表的《積極消費就是愛國》文章稱:“之所以把消費提升到愛國的角度,是因為當前擴大消費對于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來說尤為重要”。言外之意是告訴人們,在當下的中國,任何對經(jīng)濟發(fā)展有利的行為都屬于愛國;蛘哒f,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肯掏自己的腰包,就意味著熱愛自己的祖國。
以拉動內(nèi)需方式求解經(jīng)濟難題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把消費提升到愛國的高度去解讀,恐怕不僅不能激起人們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反而會令人毛骨悚然。此情此景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愛國魚”、“愛國菜”的往事,一些商家把積壓滯銷的產(chǎn)品貼上“愛國”標簽,誰不買就是不愛國。他們喊著“大公無私”、“同舟共濟”的口號,使人們體驗了一回“愛國”壯舉,而大家的錢卻實實在在地裝進了既得利益者的腰包。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旦國家遇到經(jīng)濟困境,有人呼吁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大公無私”一次時,所謂的“同舟共濟”就轉(zhuǎn)化成了一種“仇富”。在某些人眼里,似乎平民根本沒有享受“國家利益”的資格。
站在上述角度看,“消費愛國論”并不值得深入探討,以經(jīng)濟為核心的社會形態(tài)下,消費純屬個人行為,與愛國與否無直接干系。雖然《積極消費就是愛國》一文的作者聲言:“提倡消費愛國,并不是盲目鼓吹消費”,而在作者營造的語境下,那些沒有消費能力的群體就注定了有不愛國的嫌疑。這樣的“愛國”標準十分荒謬,不僅從理論上剝奪了窮人的愛國權,還從邏輯上論證了如周久耕、林嘉祥之流所作所為的正當性,隱喻出所有的驕奢淫逸、揮金如土行徑也天經(jīng)地義,讓人實在不明白究竟什么樣的舉動才稱得上“積極”,什么樣的行為才算真正愛國。
其實,“消費愛國論”的荒謬不僅混淆了是非,更為關鍵的還在于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愛國不分貧富(李嘉誠語)。以《現(xiàn)代快報》2008年5月16日報道的《老乞討為地震災區(qū)捐款》為例,也許 105元對于乞丐是全部積蓄,但他的義舉比身價過億僅捐出幾萬元的大佬闊少們要高尚得多。因此,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與他的消費能力和方式不成正比,用消費定義愛國,實際上使用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展現(xiàn)的卻是惟利是圖的社會心理。
眾所周知,愛國是一個簡單又復雜的概念,說簡單,是可以量化到主權尺度和領土大小等問題上,說復雜,則可以虛化到精神境界層次,用情操和行為來衡量。本來,在以國家為單位的現(xiàn)行國際格局中,愛國是種崇高的價值取向和值得贊譽的道義,在一個真正現(xiàn)代意義的社會,國家利益基本上等同于國民利益,這是每個公民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然而,當“愛國”被某些人當成一種工具使用的時候,“國家利益”卻又變成了某個群體利益的代名詞,與當年的“愛國魚”一樣,這種“愛國”無非是個商業(yè)招牌,無論被涂上多少燦爛的色彩,也掩蓋不住潛藏在背后的“家國天下”觀念。
有論者撰文指出,“消費愛國論”是有些人試圖借用“愛國”旗幟,讓民眾承擔經(jīng)濟危機責任,而他們自己卻仍然可以豪車洋房、紙醉金迷。實事求是地說,這樣的說法不一定準確,把消費貼上“愛國”標簽的人也未必都是“愛國賊”,而是他們習慣了套用政治邏輯強加于人。其實,某些學者當然知道什么才是“愛國”,關鍵是他們更喜歡用某種詞語表明立場,好讓自己永遠站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主義之上。
有道是:“君子之愛人也以德”。以道德為標準愛護人歷來被視為君子所為,而以道德為標準打壓人則是小人行徑。無法想象,一些佩戴頂級洋表乘坐豪華洋車的人怎么去號召別人用消費去愛國,所以,希望這些人在沒有搞清楚愛國的標準和要義之前,最好不要到處濫貼“愛國”標簽,以免褻瀆了一個神圣的字眼,卻把自己困死在自我設置的道德牢籠中。(王龍 中國大陸資深評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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