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廣州市海珠橋上的“跳橋”次數(shù),漸漸多了起來。今天剛剛統(tǒng)計過去若干天里發(fā)生了多少起,明天的數(shù)據(jù)可能又要更新。為了防止,有人大代表建議在橋上加裝刺鐵絲網(wǎng),有市民建議在橋旁設一個信訪工作點。一個是堵,一個是疏,可行與否,是相關職能部門論證的事�？傊�我們都知道,還是目前這種狀況的話———已有了12名守橋人,則“跳橋”數(shù)字繼續(xù)攀升是無疑的。

　　海珠橋上的“跳橋”,往往被綴以一個“秀”字,叫做“跳橋秀”。印象之中,這個說法開始時飽受一些人士的抨擊,抨擊者要這樣說的人設身處地,不要站著說話不腰疼。但這個“秀”字,道得很分明,那些爬上海珠橋的人,并不是真的要自殺。也就是這個原因,使海珠橋與曾經(jīng)自殺高發(fā)的南京長江大橋、或美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毫無可比性,那里的防治辦法不適用于這里。當海珠橋上的“跳橋”次數(shù)漸多,以前的抨擊者不知道現(xiàn)在持什么立場,因為這有點兒像魯鎮(zhèn)的人們聽祥林嫂講阿毛,始而“倒頗有效,男人聽到這里,往往斂起笑容,沒趣的走了開去”,女人“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不過久而久之,“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們,眼里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后來全鎮(zhèn)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煩厭得頭痛”。在海珠橋這里,雖然是“看”,恐怕也有“厭煩”的成分了。

　　北大教授吳飛有一本著作:《自殺作為中國問題》,試圖“理解自殺”并進行“文化反思”。他研究的雖然是真自殺,但對認識“跳橋秀”有一定啟示意義。吳飛談到,美國自殺學之父施耐德曼(EdwinShneidman)和法博羅(NormanFarberow)共同給出了一個理解自殺問題的邏輯判斷。他們認為,自殺這種看似非理性的行為,背后往往有這樣一個三段論:自殺的人會獲得重視；如果我自殺,我會獲得重視；所以我自殺。然而這個邏輯推理的錯誤在于,自殺者把自殺的“我”和獲得重視的“我”混淆了,人們“經(jīng)常無意中以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這個邏輯判斷對我國的自殺現(xiàn)象適用與否另當別論,但是顯然適用于發(fā)生在海珠橋上的種種“跳橋秀”:跳橋的人會獲得重視；如果我跳橋,我會獲得重視；所以我跳橋。不同的是,“跳橋”的“我”與獲得重視的“我”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也就不存在邏輯推理錯誤。新近的“跳橋”人鄭龍就毫不隱諱自己的動機:希望引起社會的關注。像前面的“跳橋”人一樣,事實也果然如此。

　　“跳橋”者大抵都裝著一肚子的冤屈,海珠橋于是成了他們眼里的開封府。從根本上杜絕“跳橋秀”,各級部門無疑要有“包龍圖”般的敬業(yè)精神,不要像鄭龍那樣,無端挨了城管的打,卻沒地方討個公道。治標的問題是,法律界人士應當釋疑,似這樣動輒導致交通嚴重擁堵的行為,制造者要不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該解決問題就解決問題,該對此行為負什么責任就負什么責任,兩者應該并行不悖。因此當下重要的是,使“跳橋”者在行動之前清楚地知道該負什么責任,對減少“跳橋秀”可能有一定積極作用。(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