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長時期以來,一些西方政要、學界、輿論界一再鼓吹多黨制(包括兩黨制)能夠較好解決腐敗問題,攻擊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政黨制度不僅會形成權力專制,而且容易導致各種腐敗。一些西方勢力還把持著政黨理論的輿論高地,向眾多發(fā)展中國家進行多黨民主的價值觀滲透,直至逼迫它們推行多黨制。西方的這一套論調有多大可信度?其現(xiàn)實情況又是怎樣呢?實踐表明:多黨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決腐敗問題的靈丹妙藥,西方多黨制本身并沒有,也難以解決腐敗問題。
近現(xiàn)代政黨政治及政黨制度的產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著眼防治或解決腐敗問題,而是為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
政黨是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黨產生于西方,英國是最早出現(xiàn)政黨的國家。英國兩黨制度是在16—17世紀激烈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逐步醞釀產生的,是政治與宗教斗爭長期較量的產物。圍繞對王權的政治態(tài)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張維護君主制度的托利黨和主張維護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利益的輝格黨,政黨政治從此逐步引入國家政權制度,并開創(chuàng)了政黨執(zhí)政的新時代。
政黨政治的建立被譽為是“重要的政治發(fā)明”和“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杰作”?梢恢钡18世紀,英國兩黨制的存在雖為既定事實,但在普通英國民眾眼中,政黨的聲譽不佳,政黨仍是一個令人憎恨的字眼。許多公眾及理論家批評政黨利用公共權力徇私舞弊,貪污受賄,毒化社會風氣。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美國開國元勛們對政黨的態(tài)度,他們擔心基于不同利益而產生的黨派有分裂、獨裁和腐敗的傾向,損害公共利益,因而對政黨機器及政黨老板操縱選舉深惡痛絕,甚至極力防止政黨在美國政壇產生和形成。但資產階級統(tǒng)治集團出于利益分贓和權力分配的現(xiàn)實需要,政黨還是不以華盛頓、杰斐遜等政治家的主觀意愿產生了。
確如某些美國立國者所擔憂的那樣,西方政黨制度建立后,許多國家都出現(xiàn)了政黨腐敗丑聞。英國在17—19世紀上半葉,各級議會議席甚至標價競賣,候選人賄買選民、操縱選舉比比皆是。1897年法國總統(tǒng)格雷維的女婿威爾遜議員勾結陸軍上層出售榮譽軍團勛章引發(fā)軒然大波。美國也在19世紀前期杰斐遜擔任總統(tǒng)時開始,兩黨都沉溺于在全國范圍內利用分贓制來報答對政黨選舉有功的選民,以獎勵選民對政黨的忠誠,形成了權錢結合的制度性腐敗。這表明,西方多黨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敗相伴而行,在一段時期里甚至出現(xiàn)公開的體制腐敗。
20世紀尤其是戰(zhàn)后以來,西方各國政治家大都意識到腐敗的危害性,開始在制度、道德等層面約束政黨特別是執(zhí)政黨運用公權,建立反對黨、媒體、社會等對執(zhí)政黨的權力制衡和監(jiān)督機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沒有根本解決多黨制條件下的腐敗問題,腐敗這一頑癥至今仍在絕大多數(shù)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存在。
建立在金錢政治基礎上的西方選舉政治導致腐敗現(xiàn)象頻現(xiàn),西方政客關于多黨制可以防治腐敗的立論難以自圓其說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這在西方絕大多數(shù)國家是一條難以改變的政治鐵律。選舉政治是西方政黨制度的核心,競選必然需要金錢鋪墊,它實際上等于變相以金錢購買權力,是“有錢人拿錢買候選人,候選人再拿錢買選票”,這成了一種公然的制度腐敗。在西方,競選國家公職官員費用呈幾何級數(shù)上升,1860年林肯競選美國總統(tǒng)花費僅10萬美元。這種花費到1980年達10億美元,2008年猛升到24億美元。美國參議員的平均競選費用目前也達500萬美元以上,而國家給予政黨及候選人的經(jīng)費極其有限,可謂杯水車薪。這樣,“化緣”、找贊助成為西方政黨及其候選人參與選舉的普遍途徑,而捐助者也有諸多需要求助政黨及當權者之處,雙方由此形成一種利益互換的默契。在美國,政黨及候選人不僅獲得法律允許的各種透明的“硬錢”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約束的“軟錢”資助,捐助人變相地為候選人提供競選所需的機票、食宿、演講場所、電視廣告播放權等便利,這種公開的腐敗行為已是司空見慣。在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政黨接受行業(yè)、公司和企業(yè)等非法政治獻金屢揭不斷。據(jù)媒體揭露,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黨收受的企業(yè)回扣與各類政治獻金,平均每年達近百億美元。德國一位前政黨領袖在下臺后被曝接受千萬馬克的政黨獻金丑聞。日本政界自上世紀50年代起各種腐敗丑聞不斷,特別是90年代初的“東京佐川快件公司賄賂案”以及金丸信偷稅漏稅數(shù)億日元重大案件,引發(fā)日政壇“政治地震”,導致自民黨隨后的分裂及選舉失敗,連續(xù)執(zhí)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權。英國近來也曝出的“金錢換爵位”和房地產商亞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選舉政治下政黨沾染上的腐敗丑聞。
權錢交易成為西方多黨制幕后運作的通行慣例,是維系黨、官、商三者關系的利益紐帶。西方政黨及候選人在獲勝后,當政者一般都按貢獻大小原則對捐助方給予“紅利”回報,給予個人捐助及籌款有功者派駐大國、富國當大使,擔任內閣閣僚等。而且,西方國家獲勝政黨上臺后,大多會“知恩圖報”,有的黨利用行政權力報答資助者,為其開辟謀財之道和其他便利。這種隱性腐敗,在西方多數(shù)國家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但只要反對黨、司法機構及媒體抓不到執(zhí)政黨的確鑿證據(jù)和把柄,多是無可奈何。
西方多黨制的制度設計與道德規(guī)避,并沒有杜絕政黨與當政者的以權謀私行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多數(shù)國家的主流政黨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類腐敗丑聞。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蘭賄賂丑聞”涉及2000多名政要,導致天民黨、社會黨、共和黨等傳統(tǒng)政黨的覆亡。在西方,政壇上對立的兩大政黨甚至可以為本黨“聲譽”共同協(xié)力包庇或泯滅丑聞。西方國家不僅是執(zhí)政黨不干凈,反對黨也難以在民眾中自詡“清廉”,都曾曝出相關腐敗丑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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