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追回

　　國際公約首次確立腐敗資產返還原則

　　在引渡條款的談判中，田立曉漸漸感到“美國和歐盟國家之所以僅僅把引渡當成一個小問題，是因為”對他們來說，人不引渡回來，不影響程序的進行“。

　　比如，美國有民事沒收制度，一些國家可以進行缺席審判或其他替代程序。因此，人是否被引渡回來，在他們的司法程序中并不是最關鍵的一步，更重要、更有實際意義的是資產追回。

　　資產追回制度，被公認為是《反腐公約》的最大創(chuàng)新。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國際公約涉及這一問題。

　　田立曉說，雖然大家普遍的印象是，美國、加拿大這樣的腐敗資產流入大國對于資產追回態(tài)度曖昧，但從談判來看，這一章的絕大多數條款恰恰是由美國提出來的，當中的法律設計也最終都采納了美國的提案。

　　最終“資產追回與返還機制”的核心是：通過一定的民事沒收措施，并通過民事和刑事訴訟，將被轉往他國的腐敗犯罪資產予以追回并按照一定規(guī)則予以返還和處分。

　　這一條款的表述，其實大有講究。

　　而據田立曉介紹，這一條也離不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努力爭取。

　　在談判初期特別是在非正式磋商中，西方國家堅持必須根據本國法律和程序返還和處分被沒收的資產，不承認也不接受在公約中寫入“返還資產是本公約的一項原則內容”。

　　瑞士曾向全會提交了一項表達上述意思的案文，但發(fā)展中國家表示不能接受，他們堅決要求：公約必須寫入返還資產的原則性。

　　正是由于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的堅持，公約才將“返還資產”規(guī)定為“一項基本原則”，從而首次在國際公約中確立了返還腐敗犯罪資產的原則。而且，這一原則對“資產追回”一章中的其他條款是有約束力的。

　　司法部司法協助外事司高級顧問黃風也參加了當時的談判。他認為，在通過民事訴訟追回腐敗非法所得方面，中國當時已有的一些經驗，成了《公約》后來認可的路徑。

　　比如在“開平案”中，為追回余振東等人非法轉移到國外的資金，中國銀行在案發(fā)后立即在中國香港、美國、加拿大、瑞士等地提起民事訴訟，并針對被發(fā)現的涉案資產向當地司法機關申請“資產凍結”，僅在美國、加拿大“凍結”的資產就有1.0806億港元。隨后，通過民事訴訟取得了返還資產的裁決，實際收回了上述大部分資產。

　　在余振東之后，至今逃亡在外的賴昌星、高山、楊秀珠等人的動向始終引人關注。田立曉說，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框架之下，司法的障礙絕非不能跨越，暫時“抓不回來人”也并不說明我們在國際協作中就不能有所作為。

　　記者李靜睿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