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則山西太原杏花嶺人民檢察院派員于12月4日晚在央視女記者李某的北京住宅拘捕該犯罪嫌疑人的新聞在網(wǎng)絡媒體上熱炒。對于該李某是否真有涉嫌的受賄罪行，以及是否真有人濫用職權進行報復，由于案件仍在偵查中，以及相關的背景情況尚未有權威的真相披露，故不宜妄作評論。但僅就新聞中所涉及到的幾點法律和程序問題來看，山西檢方的行動完全是合法的。而網(wǎng)上不少網(wǎng)友的言論則比較臆斷和感情用事，不恰當?shù)匕阉�與某地警方濫用職權進京拘捕記者的事情聯(lián)系起來，而這很可能恰恰是惡意進行新聞炒作干涉司法者的目的所在。網(wǎng)上發(fā)表的犯罪嫌疑人的律師的觀點，也有失偏頗。故有必要作一理性的評判。

　　一、李記者是否可以構成受賄罪的主體

　　李某系中央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受聘于中央電視臺工作。中央電視臺是國家副部級事業(yè)單位，其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我國《刑法》第93條第2款規(guī)定，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李某在“央視”的工作是記者，而記者工作是新聞輿論機構的主要業(yè)務工作，其性質(zhì)屬于公務，而區(qū)別于例如清潔、門衛(wèi)等勞務工作，所以李記者屬于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根據(jù)《刑法》第385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們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所以李記者如果有實施上述刑法所禁止的行為的話，是可以成為受賄罪主體的。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記者以受賄罪定罪量刑的判例也有不少。有興趣者可自行檢索查詢，自可明了。

　　二、李記者如果與行賄人是戀愛關系是否可免罪

　　對于貪官污吏人民歷來是深惡痛絕的，所以我國刑法對受賄罪也是嚴厲打擊的。受賄罪的本質(zhì)特征是“權錢交易”，就是把人民給予的權力，用來尋租謀取私利，其所危害的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公正性。所以認定受賄罪關鍵要看當事人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是否進行了“權錢交易”。這點與日常生活中的人情往來、禮物饋贈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因為日常的送禮，是基于親情、友情，而受賄行賄則是基于權錢交易。只要是利用了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了他的財物的，哪怕是親父子、親兄弟、夫妻之間，同樣可以構成行賄受賄關系，更何況僅僅是“戀人”呢？所以以戀人關系來為受賄開脫，是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如果真有受賄行為，把國家權力作私人交易的話，那么戀人關系也一樣會受到法律的公正懲處。所以說據(jù)律師“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也完全得不出“戀人間的贈與問題，屬感情問題，不能輕易認定為受賄”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如果不是說過于草率的話，就是有意對群眾輿論進行誤導，干擾司法公正。

　　三、杏花嶺檢察院是否需要“回避”，誰有權決定其“回避”

　　本案律師的提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guī)定，檢察人員“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應當自行回避，所以說杏花嶺檢察院的偵查行為程序上不合法，應當回避。這一說法似是而非。因為我國法律只規(guī)定了辦案人員的回避，卻沒有任何一個條文規(guī)定了機關的回避。所以不合法之說就無從談起。哪怕是如網(wǎng)上傳聞所言，杏花嶺檢察院的檢察長曾受到過該記者的負面采訪，那么充其量只應是檢察長(作為個人)的回避，而不應該是檢察院(作為機關)的回避。否則，如果目前在“雙規(guī)”中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某領導日后如果要進入司法程序開庭審理的話，豈不是全國沒有一個法院可以受理了？從目前的新聞報道來看，本案的辦案人員(去拘捕李記者的人員)并無需要回避的事由。

　　再者，本案系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指定杏花嶺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案件。哪怕從社會影響等方面考慮，如果由杏花嶺檢察院辦理確有不便或容易給人以不公正的猜疑，而需要另行指定其他檢察院辦理的話，那么也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作出這樣的決定。作為被指定的辦案機關，杏花嶺檢察院是無權拒絕履行職責的，否則就是玩忽職守。而且一旦指定了杏花嶺檢察院辦理此案，在沒有撤銷該指定之前，(或者依網(wǎng)上的說法，在沒有作出“回避”決定之前)杏花嶺檢察院必須不得停止偵查行為，直至接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為止。這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guī)定的。例如作為一個公安人員在抓小偷，跑到跟前一看是自己的同學，不能聲稱說“我要回避”就停止抓捕行為。

　　四、抓捕方式是否過分

　　本案抓捕是偵查人員謊稱地板漏水，以進入住宅履行抓捕公務的。有部分網(wǎng)友認為這比較過分。其實這不但不過分，相反正是一種偵查技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不驚動犯罪嫌疑人的情況下，確保和平地、順利地執(zhí)行公務。而如果真實地說明抓捕意圖，則容易引發(fā)一些不可預測的事件。例如當事人逃跑、自殺、呼喚他人幫忙拘捕等。或者當事人在室內(nèi)拒捕，不開房門，也難免需要采取一些暴力措施，也容易擾民，甚至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的不理智行為。對犯罪嫌疑人而言，這樣的和平進入方式，也把對她的社會影響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有利于保障她的人權。因為強制措施只是臨時的偵查需要，并不是最終的定案，是否真正有罪，還需要法庭的生效判決，所以在此之前，能不擴大影響盡量不擴大影響，是偵查的一個規(guī)范，是對犯罪嫌疑人人權的尊重和保障。

　　本案偵查人員進入住宅后，立即口頭表明了身份，并出示了法律文書，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并無法律規(guī)定表明身份必須以出示工作證的形式，事實上在實施抓捕這樣的行動的過程中，司法實踐中更多的是口頭表明身份。只有在審訊等等比較從容的情況下，條件才允許斯條慢理地出示證件。就象我們在電影中經(jīng)�？吹降囊粯�，在抓捕時，往往只需要(條件也只允許)大喊一聲“我是警察”。至于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定管轄法律文書，并不需要向當事人出示。從法律文書的對人效力來說，任何一個最基層的公安、檢察機關作出的拘留、逮捕決定，都在全國范圍內(nèi)有效。

　　綜上所述，從目前報道的情況來看，杏花嶺檢察院的偵查活動是合法的，并無可指責之處。我們相信并且期待著案件總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時候。當然，如果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隨著事態(tài)的進展，另行指定其他檢察機關辦理此案更為合適，這樣也許更有公信力一些。(作者：曹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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