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改革發(fā)展已進入關鍵時期。這是一個黃金發(fā)展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一些行政機關習慣于在做出行政決定時隨意發(fā)號施令,凌駕于法律之上,行政權力濫用和嚴重違法的情形屢見不鮮,導致"民告官"案件逐年增加,"民告官"現(xiàn)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半月談記者就此走訪了北京多家律師事務所,聽聽精通法理與實務的律師們?nèi)绾卧u說"民告官"。
一年10萬件以上,"民告官"案件急劇增多
近年來,我國"民告官"案件基本呈高位運行、逐年遞增趨勢。據(jù)北京義聯(lián)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朱茂林、韓世春律師統(tǒng)計,我國行政訴訟法施行以來,在1990~2007年的18年當中,全國法院共受理一審行政案件128萬余件,其中2007年首次突破10萬件,這個數(shù)字在人民法院審理的全部案件中盡管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對于起步較晚的行政訴訟來講,卻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shù)字。
朱茂林告訴半月談記者,從2003年到2007年,在我國訴訟案件收案總數(shù)整體不變的情況下,一審行政案件收案率增加了13.7%。
為什么有這么多"民告官"案件?北京市國聯(lián)律師事務所李嘉健律師認為,一是轉型期引發(fā)"民告官"的事件越來越多,在農(nóng)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移民搬遷安置、公安行政執(zhí)法、土地行政執(zhí)法、企業(yè)重組改制破產(chǎn)等諸多問題上,地方及有關部門的行政不作為、胡作非為事件層出不窮。二是民眾法律維權意識在增強。盡管"民"在不得已告"官"時,壓力大阻力更大,但"民告官"卻是公正處理官民關系的一種非常透明、更讓人民信服的方式。
朱茂林認為,"民告官"案件數(shù)量和關注度的上升,深度折射了"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轉變。隨著我國政府職能從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傳統(tǒng)的"父官子民"觀念正在發(fā)生變化,越來越多的民眾在遭遇"官害"時,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勝訴率不足三成,"民告官"到底有多難
"民告官"勝算幾何?北京市國聯(lián)律師事務所吳運新律師用5句話概括:民告官,起訴難;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難告贏;民告官,執(zhí)行難;民告官,代價大。
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全部案件當中比例非常小,約占2%。"立案難是行政訴訟案件的難點之最,因為不能立案即意味著無法進入司法程序,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機關(包括信訪部門)之間來回奔走。"北京市惠誠律師事務所楊應軍律師說,由于"民告官"涉及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切身利益,后者往往就此成立專門機構,"協(xié)調(diào)"各方關系,律師、法院都在被"協(xié)調(diào)"之列。
迫于各方面壓力,很多律師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訴訟案件。北京義聯(lián)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告訴記者,根據(jù)近5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在各類行政訴訟案件中,律師代理率不到50%,法律援助提供率所占比例更低,還不到案件總量的4%。如此,"民告官"立案難便在預料之中,有時,原告還不等立案便已被當?shù)毓矙C關"請去",結局是或拘或捕或判刑。
至于法院,在"民告官"案件審理過程中,其態(tài)度也非常微妙。吳運新說,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有些法院在審案過程中偏袒被告、動員原告撤訴、甚至擅自變更被告等不正當行為并不鮮見。目前行政訴訟中"民"的勝訴率不足三成,某種程度上就與一些地方政府對法院審判工作的干預有很大關系。
如果說執(zhí)行是法律訴訟的難點,那么行政訴訟中的執(zhí)行就更是難上加難。北京義聯(lián)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韓世春律師說,媒體曾報道過全國首例農(nóng)民狀告縣政府行政不作為案,法院終審判決縣政府履行職責,縣政府卻作出維持現(xiàn)狀的處理決定,這種"作為"無異于"不作為",無奈之下那位農(nóng)民只好再次將縣政府告上法庭。由于法院缺乏強制執(zhí)行手段,很多時候"民"即使贏了官司,也難以從"官"那里真正討回公道。
由于對法律這條"底線"喪失信心,若非萬不得已,很多老百姓在權益受損時,并不會首選"告官",而是不斷找上級行政部門討說法,"村到鄉(xiāng),鄉(xiāng)到縣,一直訪到國務院",寄希望于通過長期上訪維護個人權益。
矛盾凸顯期,多一些"民告官"并非壞事
在很多受訪律師看來,"民告官"多一些不見得就是壞事,因為這很可能是時代進步和民主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在社會矛盾凸顯期,"民告官"少了反倒很糟糕,因為這很可能是官民之間較少甚至沒有溝通渠道的結果。
"比如最近貴州甕安縣發(fā)生的打、砸、燒群體性事件及云南孟連縣的警民沖突事件。這些事件有其必然性:由于公民與行政機關之間積累的矛盾沒有得到及時化解,有時只要有一根'火柴',便能激化雙方矛盾,產(chǎn)生難以預料的后果。"吳運新認為,最近發(fā)生的一些突發(fā)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就與"民告官"這一法治途徑未能充分發(fā)揮作用有很大關系。
怎樣暢通"民告官"渠道?北京億達律師事務所吳圣奎律師建議著重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怎樣保證"民"敢于告"官"?能否進一步擴大"民告官"受案范圍、放寬原告資格限制?如何避免"官"強迫"民"撤訴等非法行為?
如何保證法官盡量不受行政干預、秉公執(zhí)法?吳圣奎期待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來加以解決。楊應軍則建議盡快擺脫法院在人、財、物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提高行政訴訟的受案審級或設立專門的行政法院,以提升司法權威。
執(zhí)行難在民民關系中就是一個難題,在官民關系中更為突出。楊應軍主張,如行政機關及其負責人不執(zhí)行行政判決,應對其加大處罰力度,增加其挑戰(zhàn)司法權威的成本,從而使其真正尊重法律的嚴肅性和神圣性。
由于"官"有著自身利益和龐大的行政資源,對勝訴之"民"進行各種方式的打擊報復并非不可能。吳圣奎認為,為確保老百姓的合法權益不會再次受損,應當從各個環(huán)節(jié)保障"民"的人身安全和其他利益。楊應軍呼吁,當前還應加強社會輿論引導,應盡快建立有關新聞媒體或民眾監(jiān)督行政訴訟的長效機制。
大禹治水,功在疏導。加快"民告官"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正是對民意潮流的一種有效疏導?酥乒珯,保障私權,依法暢通"民告官"渠道,人心自然安定,社會自然更加和諧!(葉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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