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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動蕩的根源在于占人口70%的草根階層與占人口約30%的中產階級及地方世襲領主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

　　彌漫在泰國上空的依然是動蕩不安。

　　8月31日下午，泰國軍方最高司令汶森、陸軍司令阿努蓬表示，軍隊不會介入和發(fā)動政變，但要求政府與民盟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在五天前的8月26日，泰國反政府民間政治組織人民民主聯(lián)盟(民盟)領導的反政府示威升級，示威者不斷沖擊國家電視臺、總理府等政府部門，導致電視信號中斷，部分政府部門癱瘓。

　　27日，總理沙馬和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組織示威的民盟9名領導人，但為避免局勢失控，未強行逮捕示威領導人及使用武力驅散示威者。29日，約兩千名示威者在沖擊曼谷警局總部時與警方發(fā)生沖突，警方使用催淚彈。當天，泰國國家鐵路局248名火車司機和技工宣布“集體請假”，導致該國近四分之一的鐵路運營受影響。

　　動蕩導火線仍是他信

　　其實早在2006年，民盟就因不滿前總理他信而發(fā)動大規(guī)模反政府示威，導致社會不穩(wěn)。在此形勢下，泰國軍方于當年9月21日發(fā)動政變，推翻他信政府，取締民盟示威，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政治洗牌”。

　　2007年12月23日，泰國舉行政變后的“回歸民主”大選，親他信的人民力量黨獲勝。今年1月28日，在競選期間公開宣稱“我就是他信代理人”的人民力量黨主席沙馬宣布牽頭組建聯(lián)合政府。

　　沙馬上臺后，迅速迎接流亡海外的他信回國，大刀闊斧地推行他信時期的諸多經濟惠民政策，并堅持推動修憲，試圖從立法上根本禁止反對派示威、終止對他信涉貪案件的調查。種種舉措再次引起民盟的強烈不滿。今年5月25日，民盟恢復反政府示威，強烈抨擊沙馬為“他信的傀儡”，要求沙馬辭職，并稱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7月31日，他信的妻子被法院以“偷稅罪”判處3年徒刑，他信于8月11日攜全家二度流亡海外。此舉令民盟大受鼓舞，以為可乘勝追擊，迫使沙馬政府辭職，或逼軍方再度出手，推翻政府。

　　動蕩本質是利益沖突

　　與2006年的他信執(zhí)政危機相同，沙馬執(zhí)政危機的深層根源是泰國社會面臨的“親他信”與“反他信”兩派間的經濟利益沖突。

　　泰國人口約6300萬，其中約70%的是農民和城市草根階層。無論他信，還是沙馬均面向這部分民眾大力推行惠民政策，在經濟理念上強調刺激消費、鼓勵出口、大力吸引外資的經濟開放政策。這些選民成為他信和沙馬贏得大選的關鍵性支持力量。

　　而占人口約30%的中產階級、知識階層以及地方世襲領主等，則對他信勢力一味“討好”基層選民、損害中上階層的利益不滿，他們有的受到“惠民政策”的沖擊，利益受損；有的則在政治上不滿他信、沙馬，認為他信和沙馬“利用小恩小惠收買草根階層，純粹出于選票考慮”。在人數(shù)上，他們處于少數(shù)，因此在每次大選中均難撼動他信勢力；但在經濟上，他們控制的財富占該國經濟的80%以上，在政治、經濟和輿論上影響力更大，因此每次他們“組織起來”，總能對以多數(shù)票當選的政府形成巨大沖擊。此次示威同樣如此。

　　“泰式民主”的困境

　　自1931年實行君主立憲制改革以來，泰國民主制度大體經歷了軍人執(zhí)政、官僚掌權和新型資本集團管理等發(fā)展階段，形成了獨特的“泰式民主”機制。

　　其主要特點是：國王一言九鼎，擁有絕對權威；執(zhí)政黨(或執(zhí)政聯(lián)盟)與反對派斗爭異常激烈，雙方常陷入魚死網破式的對決，導致國家陷入周期性動蕩。軍方僅效忠于國王而非政府，在黨派斗爭達到無法調和時，常扮演“收拾殘局者”，發(fā)動政變進行“政治洗牌”，經過過渡期后重新舉行大選。而新的民選政府往往又會陷入新一輪惡性爭斗，導致新的政變。這一現(xiàn)象就是所謂的“泰式民主的困境”。

　　反對派此次之所以敢向政府叫板，就是看準了泰政府迫于國王、軍方和公眾輿論的壓力，不敢強制驅散民眾示威的軟肋，因而有恃無恐。不過，民盟的做法也有偏狹：其一，明顯帶有政治私利與個人恩怨色彩。民盟領導人林明達與他信曾是“生意上的伙伴”，后因利益分配反目成仇，這在泰國人所共知。其二，民盟為達到政治目的，鼓動示威者突破和平方式，沖擊和占領國家機構，并引發(fā)動蕩蔓延。

　　面對民盟擺出的“魚死網破”架勢，相對理性的沙馬政府已陷入困境。泰國政治困境何在？最急需的還是各方都要有“妥協(xié)精神”。其中，遵守法律和游戲規(guī)則十分重要。

　　8月30日沙馬覲見國王，31日上下兩院召開聯(lián)席會議共商解決辦法，均有助于尋求妥協(xié)。倘最終能暫時化解爭端，則意義重大，堪稱是“泰式民主”重生的開始。否則，“泰式民主”可能再度陷入動蕩的輪回。(張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