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年房價上漲速度明顯低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應該被認為房地產調控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在房價面前，我的收入如此蒼白無力�！卑最I趙東明在網上一邊“曬”工資，一邊說，2009年，他就職的企業(yè)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這使他的年薪增加10%，接近9萬元。網友們說，這收入算可以了。不過，他看中的房子漲價超過30%，這使他的住房夢想更加遙遠。

　　房價帶來的無奈甚至怨憤，大多與房價漲幅遠遠超越收入有關。本刊記者近日走訪觀察到，高房價讓普通群體，甚至中等收入人群難以承受。在以“房產”為門檻的“財富拉力賽”中，普通勞動者與投資者之間的收入“鴻溝”加速變寬。

　　房價上漲或許不是問題，拿什么去抵御高房價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房價漲幅”是否被壓制在“居民收入漲幅”之下，可成為從收入視角衡量樓市調控成效的指標。以此來看，解決高房價問題，需要“控房價”和“增收入”并舉。

　　“房價收入比”的“鴻溝”

　　2009年初，長期無房的趙東明下決心買房，并看上了上海漕寶路的“靜安新城”小區(qū)，這里到他所在公司有直達公交。小區(qū)以動遷居民為主，2009年5月上旬的房價在每平方米13000元左右，在同一區(qū)域已是相對較低的價格。

　　他看中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總價約120萬元。首付二成貸款購房，剩余房款申請公積金貸款加商業(yè)貸款各半，20年按揭，享受優(yōu)惠利率，每月需還款5800元左右，占月收入一大半。以后沒有積蓄，生活中出現(xiàn)需要重大支出的事情怎么辦？但是如果不買，以后房價會不會更高呢？到2009年8月，趙東明發(fā)現(xiàn)，他的猶豫不決讓他“吃了大虧”。他看上的房源單價已悄悄逼近15000元。3個月之內，僅新增的房價就已經讓他兩三年的積蓄“泡湯”。

　　在房產中介“真誠”勸說下，他東拼西湊了首付款，辦理貸款手續(xù)，出手買下一套140萬元的二室戶。與此同時，2009年，趙東明所在的公司效益明顯回升，月收入有所增加，年終獎還發(fā)了一個大紅包。他的年收入約有9萬元了。但他明白：“漲得再多，還是交給了開發(fā)商。”當上了每月還貸5000多元的“房奴”后，趙東明的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以前有事常叫個出租車，現(xiàn)在一般都是坐公交。至于朋友聚會、迎來送往，更是能不去就不去……

　　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09年，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838元，比上年增長8.1%；其中，工資性收入19811元，增長僅為4.8%。而全國70個大中城市2009年新建商品房成交價格為4695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漲近24%，其中商品住宅價格更上漲25%。兩者漲幅相差之懸殊，可見一斑。

　　根據(jù)易居中國的測算，1996年～2008年期間，我國的房價收入比在5.5～7.5的區(qū)間波動，總體水平高于發(fā)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已超過10甚至15。

　　房產資本屬性加劇收入差距

　　我國改革開放飛過海三十多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舉措。但近幾年來，中國城鄉(xiāng)居民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特別是由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勞動所得偏少”、“干得多卻掙得少”、“貧富差距懸殊”等爭議，引起越來越多關注。

　　而隨著房價逐漸上漲、住房消費在居民支出中的比例越來越大，以及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逐步增加，房地產的購買力成為衡量財富持有及增值能力的重要標桿，不同人群對商品房承受能力的差距典型折射出收入差距。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每平方米價格超過常人一年收入的豪宅依然不斷有人趨之若鶩？為什么一個高檔住宅項目一天的銷售額就能超過中西部地區(qū)一個縣全年的工業(yè)產值？為什么一套住房對依靠體力、智力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的普通勞動者來說卻難以承受？為什么房價在一個月之內的暴漲就足可使普通購房者一年的勞動收入灰飛煙滅？

　　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及資本要素具有勞動所無法比擬的“致富”能力，房地產日益突出的資本屬性決定了：越過門檻的“有房者”和被擋在門外的“無房者”之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前者可能在樓市的“追漲殺跌”中不斷增加資本儲備和財富積累，而后者離一套僅作為消費品的住房所需的購買力都會越來越遠。

　　這就如同跑馬拉松。雖然運動員們是同時起步，但部分人途中被注入一劑名為“房地產”的合法“興奮劑”，就會越跑越快；而部分僅憑體力堅持的運動員，落后幅度會越來越大，甚至久久無法跑至終點。

　　“控房價”與“增收入”要并舉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房地產研究中心一位專家表示，一方面是房價太高、漲幅太快，另一方面是收入太低、增幅太慢。解決“高房價”問題，除要采取調控手段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完善房地產市場結構外，還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為此，有關專家指出，要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和規(guī)范行政審批，深化資源價格改革，降低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促進中小企業(yè)服務業(yè)發(fā)展，減少其成長的體制和政策性障礙，使其充分發(fā)揮吸收就業(yè)的能力；要推進壟斷性行業(yè)體制改革，縮小所謂“壟斷行業(yè)”與其他行業(yè)職工的收入差距；另外還需穩(wěn)步推進城鎮(zhèn)化，特別是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此外，需要加大民生支出，解除低收入群體的“后顧之憂”。

　　從今年2月1日起，江蘇省各地均以超過12%的增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我國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首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與此同時，上海、北京、浙江等地也表示將在2010年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做法向社會各界傳遞了一個積極的信號，也讓社會對今年的收入分配改革充滿更多期待。

　　趙東明說：“我們盼望房價能夠有合理的下跌，但眼下能做的就是在工作上更努力，讓收入提高得快一點，增加得多一點�！�

　　新一輪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正酣，牽動無數(shù)人心。如何衡量此次調控成效？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的觀點值得關注：“我認為合理的水平是房價增長速度慢于收入增長速度。如果今年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相比，房價上漲速度明顯低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這就應該被認為房地產調控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果房價全年增長達到兩位數(shù)，超過老百姓收入增長，就證明調控沒有到位�！薄跤浾呷~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