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副校長、博士生導師黃慶被舉報抄襲,至今已過去兩年。西南交大校長陳春陽證實,專家組已有了初步結論,并暗示結論是“抄襲”。《成都商報》7月14日報道稱,這個初步結論已報教育部進行研究,大家需要等待結果。
大學肩負創(chuàng)新之責,對于一篇學術論文是否抄襲完全應有能力獨立作出判斷。如果連這么一個簡單問題都搞不清楚,那它如何知道哪里是“學術前沿”,何種研究屬于“創(chuàng)新”?因此,作為行政機關的教育部,其研究應該不在“是否抄襲”的層面,而是如何處理大學領導人的抄襲問題。據(jù)說,“研究期”還有兩個月。
據(jù)陳春陽校長說,最終處理要“本著客觀公正及對當事人負責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要進行個案研究。這種做法其實已經(jīng)把學術問題與政治性因素混淆起來。是否抄襲,必須尊重專業(yè)人士意見。公布專家組意見,或者由專家組直接公布調(diào)查結論,就是對專家組和專業(yè)的尊重。一旦把“是否抄襲”與“如何處理”合并研究,某些政治性因素就可能扭曲專家組的專業(yè)判斷。
這種扭曲值得認真“研究”。一名大學校長涉嫌抄襲了,但他可能頗具管理大學的才干,“主流 ”是好的,如果新?lián)Q一名校長,未必比他勝任;蛘,這名校長長袖善舞,上邊領導、本單位同僚對他非常滿意,關鍵的情感因素是向著他的。在這種情況下,保護這名校長就成了做結論的一個前提,而專業(yè)判斷的標準就會隨之悄悄發(fā)生“位移”。
近段時間,媒體曝光的例子不少:廣州中醫(y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被指博士論文抄襲,徐志偉反駁說,抄襲指控是“有人別有用心,目的是把我搞下臺”。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榮杰涉嫌抄襲,而學校調(diào)查結論是,他只署了名,未參與“剪刀加糨糊”的具體操作。這類例子,要么是給抄襲指控安上政治動機,要么是打著“客觀公正”旗號把抄襲主責推給別人,直至把抄襲者變成一名受害者。
政治性因素容易扭曲專業(yè)判斷,使之偏離學術主軸。而從根本上講,學術亂象源于我們未把不抄襲作為一條底線道德。不抄襲的人,被拔高為“治學嚴謹”;而抄襲僅僅是“不嚴謹”,它被視為學術從業(yè)者走向成熟的一個可能的階段,是現(xiàn)階段不成熟。抄書抄論文的大學教師,被大學“愛護”起來,從輕發(fā)落之后,等待著他們的學術成長。既然抄襲很普遍,大學校長抄襲就顯得符合“一般人情”。
但現(xiàn)代學術需要“創(chuàng)新”,即不同于前人、他人的創(chuàng)見和發(fā)現(xiàn),學術必須嚴格道德自律。而抄不抄襲論文,不是一個學術道德修養(yǎng)水平高低的問題,它不容突破。從諸多文明國家來看,抄襲論文不僅丟飯碗,而且意味著學術資格的喪失。在現(xiàn)代社會,學術并不缺少吸引力,不存在后繼乏人的情況。問題僅僅在于,如何通過學術自律杜絕重復勞動,使學術從業(yè)者變成學術創(chuàng)新者。
如果說我們過去僅把抄襲看作一種可以在將來改正的過錯,那現(xiàn)在就有必要把不抄襲明定為學術道德底線,實行一票否決。大學校長作為學術領導者,如果真的涉嫌論文抄襲,根本就沒有當學術領導的資格。
楊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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