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80年代是一個知識急劇傳播、文化劇烈碰撞的時期。文革后，中國社會突然從思想封閉的狀態(tài)中走向開放，雖然也歷經(jīng)諸多曲折，但向外，向更廣大的天地走去的決心是不能動搖的。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改變狹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遠遠大于改變物質(zhì)貧困生活的沖動；因此，對書籍的狂熱閱讀構(gòu)成了這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

　　我的閱讀當然不會從80年代開始，倒是在70年代中期，就有了不俗的閱讀經(jīng)歷。我作為50年代末生人，搭上了知青末班車，在插隊期間居然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這是讓比我略晚些的60年代或70年代的同行們所難以置信的。我是福建人，80年代初我已經(jīng)在福建一所高校教書，福建出了個朦朧詩人舒婷，自然是我們熱衷閱讀的對象。舒婷幾乎是那個時期想象中的詩歌女神，不過我似乎更喜歡北島，他的那種冷峻中透示出信念和理性。我個人在80年代初的閱讀卻是拋離了文學，更沉迷于哲學及當時的思想論爭。

　　我個人的閱讀十分孤獨另類，閱讀期刊，因為并沒有參與創(chuàng)作，當然只是作為一個讀者的局外人的閱讀，似乎無法像寫作者那樣身處于那樣的潮流中。因為過分熱愛理論，我的閱讀還是與現(xiàn)實有明顯距離。70年代末上學時，我在讀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因為那時的理論資源還只有前蘇聯(lián)的舊貨，沒有新的東西可以閱讀。盧新華的《傷痕》之類，我一開始就覺得概念化，只有張抗抗的《夏》，才讓我與當時的文學潮流貼緊了一陣子。讓我感動的作品，反倒是幾篇并不那么主流的小說，如高行健的《有只鴿子名叫紅唇兒》(1981)，那時覺得有一種情感的華美，青春的渴望流宕于其中。80年代初，鄧麗君的歌聲從東南沿海向北方擴散，隨之而來還有三毛的作品，港臺文化是內(nèi)地思想解放在情感維度開放的導引。但給我留下記憶的是于梨華的《又見棕梠，又見棕梠》，書中主人公牟天磊倒是與我那時自以為孤寂的心靈相契合，而佳麗之無私的愛，也給那個年代青春年少的我提示了某種天真的向往。相比較傷痕的生硬，我更喜歡于梨華的婉約，可見我在那時的閱讀很不主流。當然，柯云路的《新星》(1984)已經(jīng)是后話了，那是我很投入的一次閱讀，因為四處開講座，我的閱讀這才重新與“集體”在一起。

　　說起來，我們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務印館的那套漢譯學術(shù)名著打下的學術(shù)底子，8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開始陸續(xù)出版漢譯學術(shù)名著，給那個時期的學子們的知識底蘊提供了及時的資源，尤其是康德黑格爾構(gòu)成了我們最初的學術(shù)根基。要說這么深奧的德國古典哲學吸引我們，這要得力于馬克思在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和李澤厚在80年代引領(lǐng)風騷所致。

　　當時在南方一所高校教書，1981年的某天，我是無意中在并不寬暢的圖書館里發(fā)現(xiàn)有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學術(shù)名著，當時并不全，但數(shù)一數(shù)也有十幾二十本之多。那時，那排書就放在書架最下面一層，蒙滿了灰塵，我半天大氣都沒有出，想想這一大摞書，可以讓我去到怎樣的一個知識天地？抱了一摞書回到房間，門上貼著一張紙條：閑談請勿超過10分鐘。

　　確實，那時讀書有點貪大，21歲就啃黑格爾、康德、費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運動，關(guān)于人道主義人性論的討論，在文學界和哲學界論戰(zhàn)正酣，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那本小冊子突然間就成為重解馬克思的經(jīng)典，我那時自然也是沉迷于其中。80年代初，關(guān)于人道主義問題、關(guān)于異化、關(guān)于美學熱、關(guān)于主體論，都可以從馬克思的這本小冊子中找到最為有力的理論依據(jù)。而所有這些問題，最為權(quán)威的闡釋者則非李澤厚莫屬，至少在我們這輩人來說是如此。李澤厚關(guān)于中國古代、近代、現(xiàn)代的思想史論的著作，可以說成為我們必讀的書籍。歲月如流，出生于1930年的李澤厚先生也年近80了，與他一起隱退的是一個時代的氛圍和思想氣質(zhì)。有人說，以77、78級大學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朦朧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此說當不為過。

　　80年代中期，其實有很多熱，但社會開始分化分層了，讀書不再會是一代人一撥人的共同閱讀。這個時期有尼采熱、薩特熱、弗洛伊德熱、海德格爾熱……�？坪偷吕镞_則是80年代末與90年代的事。在文學方面，袁可嘉先生主編的《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作品選》陸續(xù)出到第五卷，這套書在那個時期的影響甚大，印數(shù)超過五萬冊�，F(xiàn)代派是這個時期的熱點，陳焜著的《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研究》首印13000冊，迅速告罄，這本書無疑是那個時期西方現(xiàn)代派在中國的啟蒙讀物。

　　如果要說到我個人的閱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師閱覽室去讀這本厚厚的書，當年還是商務印書館的老版本，只供內(nèi)部發(fā)行用的。一邊讀一邊寫筆記，半年時間竟然摘抄了兩大本筆記本。

　　80年代初其實還有一個反傳統(tǒng)的潮流，我本人倒是深深地浸淫于此，也寫了文章，這也說明，80年代的閱讀，是有追逐西學的鮮明傾向。

　　再到后來的閱讀就是更加專業(yè)的閱讀了，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直至1987年才出版，這時的存在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已近尾聲，只限于學術(shù)圈子，但《存在與虛無》首印37,000冊，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首版51,000冊，那時誰會認識到哲學史家說的，前者不過是后者的法文版的通俗寫本呢？那時我在北京東北部的“西八間房”(中國社會科學科學院研究生院)一間屋子里讀《存在與時間》，思想完全被它俘獲了。存在主義在那個時期最能吸引我們這代人，關(guān)于“自我”的學說就能引人入勝。記得那時汪暉說過，也是80年代上半期，他做碩士論文時，跑到北京圖書館里讀施蒂納，讀得極其投入。一度還有人把施蒂納看成后馬克思主義的始祖，不知他對“同一論”的破解，在如今汪暉的思想還有多少殘余？“西八間房”在80年代后期還是有很好的讀書氛圍，陳燕谷以苦讀著稱，他主要讀英文原著，羅曼·茵加登之類，以此來恐嚇那些高談闊論的人；靳大成則開口閉口人類學；許明還是在蔡儀和非馬克思主義邊緣徘徊；我那時開始讀點德里達，但從西八間房老遠跑到北圖卻常常遭遇閉館。那時有限的關(guān)于德里達的讀物還是讓我思想豁然開朗，在我看來，解構(gòu)主義有一種積極的進取姿態(tài)，而存在主義則偏安于“棲居”。

　　80年代是知識匯集而迅速傳播的時期，西方近一個世紀的思想文化突然都涌進來，一代人蜂擁而至去爭搶那些思想文化的讀物。那是一代人懷著渴望和憧憬的閱讀，那樣一個閱讀的時代不會再有了——那是一個時代在閱讀。(陳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