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義，黑松林三藏逢魔”，吳承恩在這一回中寫孫悟空回花果山，把千余來犯人馬打得血染尸橫，并鼓掌大笑道：“快活！自從歸順唐僧，他每每勸我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著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卻結(jié)果了這許多性命。”孫悟空的這段話，毛澤東在閱讀的時候，用鉛筆批注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常有余�！�鄉(xiāng)愿思想也。孫悟空的思想與此相反，他是不信這樣的，即是說作者吳承恩不信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惡。他的除惡即是行善。所謂‘此言果然不差’，便是這樣認識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74—75頁)“鄉(xiāng)愿”源于《論語·陽貨》：“鄉(xiāng)愿，德之賊也�！编l(xiāng)愿就是不問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學(xué)，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鄉(xiāng)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現(xiàn)。毛澤東對唐僧的這種處世哲學(xué)是反對的，所以極力稱贊除惡求善的孫悟空。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毛澤東非常重視中國古典詩詞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涉獵廣泛，且多有精辟獨到的批注和評價。例如毛澤東很欣賞劉邦的《大風(fēng)歌》，稱贊“這首詩寫得好，很有氣魄。”毛澤東認為王勃是“初唐四杰”中的佼佼者，他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一文的標(biāo)題前圈劃之后，寫下一條長達1000多字的批注。批注考證了作《滕王閣序》時，王勃“應(yīng)是二十四五六(歲)”，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13歲，或14歲”。批注還考證說：“《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詩文，都是在北方——絳州、長安、四川之梓州一帶，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數(shù)幾首，淮南、南昌、廣州三地而已。廣州較多，亦只數(shù)首。交趾一首也無，可見他并未到達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8頁)他批注評價其作品說：“這個人高才博學(xué)，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dāng)時封建盛世的社會動態(tài)，很可以讀。……他的為文，光昌流麗之外，還有牢騷滿腹一方�！�…為文尚駢，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獨創(chuàng)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萬八千里�！�…以一個28歲的人，寫了十六卷詩文作品，與王弼的哲學(xué)、賈誼的歷史學(xué)和政治學(xué)，可以媲美�！�…惜乎死得太早了�！�(同上)毛澤東在批注中一再闡述自己的觀點：“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fā)明創(chuàng)造，占70%以上，都是他們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jié)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是會有很多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同上第10頁)

　　毛澤東圈劃得比較多的還有唐代羅隱的詩集，約有91首羅隱的詩被濃圈密點過。從毛澤東對這些詩的圈劃，可以隱約地感受到他對詩人的同情。這種同情鮮明地表現(xiàn)在對羅隱《贈妓云英》一詩的圈劃批注中。羅隱一生懷才不遇，曾十次舉進士不中第。羅隱第一次應(yīng)考時，曾在鐘陵(今江西進賢)酒宴上結(jié)識了頗有才思的歌妓云英。十二年后，羅隱再度落第路過鐘陵，又與云英不期而遇，見她仍隸名樂籍，未脫風(fēng)塵，羅隱不勝感慨。不料云英一見面更驚詫道：“怎么羅秀才還是布衣？”羅隱便寫此詩回答她說：“鐘陵醉別十余春，重見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這首詩毛澤東讀過多次，在《甲乙集》該詩旁除圈點外，還加了批注：“十上不中第�！睂υ娙松硎涝怆H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毛澤東閱讀批注點評過的眾多古典文獻，展示了其深厚的文獻學(xué)功底。他的文獻點評中寓含褒貶，抒發(fā)感慨，以史為鑒，論古諷今，注重文獻的社會效益和經(jīng)世致用，值得我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