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一本毛澤東文集翻譯出版

　　在西方，最早介紹翻譯毛澤東著作的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于1928年寫成《中國大眾》一書，介紹了《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的主要內(nèi)容，報道了朱毛會師湘贛邊區(qū)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國工農(nóng)代表大會的情況等，此書的出版讓西方對毛澤東的思想有了初步認識。

　　1934年，共產(chǎn)國際翻譯出版了第一本毛澤東文集，書名為《經(jīng)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內(nèi)容包括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其他3篇文章。毛澤東的思想從此開始在共產(chǎn)國際內(nèi)部傳播。

　　上世紀40年代，日本開始接觸并翻譯毛澤東的著作，抗戰(zhàn)時期，就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機構搜集出版毛澤東著作。到1952年，陸續(xù)出版了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到三卷，其中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印數(shù)達到30萬冊。

　　此外，解放后，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大量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學習借鑒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jīng)驗。

　　除了國外主動翻譯介紹毛澤東著作之外，建國后，中共中央也積極地通過翻譯將毛澤東著作介紹到國外。據(jù)方厚樞所撰《毛澤東著作出版紀事》記載，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國際新聞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義出版毛澤東著作單行本。1950年代前半期，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外文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局等機構開始組織翻譯出版《毛澤東選集》外文版的工作。此后，又組建專門對外機構———中國國際書店(今天的中國國際圖書貿(mào)易總公司)，提出中國要“輸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jīng)驗介紹到外國去”。

　　毛澤東著作海外版權費知多少

　　有文章稱毛澤東一生稿費收入過億，也有文章稱：根據(jù)權威統(tǒng)計，從上世紀50年代至1965年底，毛澤東累積的稿酬、海外版權費，共121.3萬元人民幣，其中17.5萬元是海外版權費外匯折算成人民幣，包括盧布、日元、馬克、法郎等等。

　　筆者無法查證上述數(shù)字來源的準確性，但據(jù)資料反映，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吳連登曾回憶：那時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經(jīng)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對于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主席讓中央辦公廳一一退了回去，多數(shù)是汪東興主任經(jīng)辦的。

　　筆者在外交部解密檔案中，也發(fā)現(xiàn)了可以印證吳連登回憶的有關材料。在“捷克要求出版《毛澤東選集》”的檔案記錄中，有一份外交部的報告證實，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團體出版社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譯介主席著作的，毛澤東曾多次拒絕版稅，他所關注的是翻譯母本的版本、翻譯質(zhì)量的好壞。

　　解密檔案記載：根據(jù)吳青(時為外交部蘇歐司東歐科工作人員)同志講，過去捷克曾請求毛主席準許他們翻譯《在延安座談會議上的講話》，當時毛主席回答不要版權，但要捷克出版當局負責翻譯正確，并令中宣部供給單行本，作為捷克翻譯本的根據(jù)。這可見毛主席對于他的著作的翻譯是很審慎的。

　　另外，外交部的這份內(nèi)部報告還對捷克方面擬翻譯《毛澤東選集》人選的學術背景及其漢譯水平，進行了詳細客觀的分析與考量，結論認為此人不太適宜翻譯主席著作，并據(jù)此向中央提出了相應建議。

　　而另一份“1963年瑞典請求翻譯毛澤東文選”的檔案也涉及了海外稿費問題。駐瑞典大使館給中央外辦、外交部的初次公文就明確地建議，“同意其出版，不收版權費”。而外辦和外交部僅五天后就直接給予了“同意”的批復。對此，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毛澤東對于各國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譯介其著作，不要求版權費已經(jīng)成為了約定俗成的慣例。

　　毛澤東著作英譯本遭刪改，震動相當大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對于〈毛澤東選集〉英語本出版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宣部，當時的副部長胡喬木閱后轉報“毛澤東著作出版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審批。同年2月19日，劉少奇批示同意。5月25日，中國國際書店與英共領導的勞倫斯出版公司簽訂在英國出版《毛澤東選集》英文本的協(xié)議。協(xié)議議定，中國國際書店將《毛澤東選集》的正式英譯本在英國出版與發(fā)行的全部權利賦予勞倫斯出版公司，《毛澤東選集》英譯本卷數(shù)及各卷內(nèi)容與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所有權三年，合同有效期滿后仍歸中方。

　　1954年3月29日，英國共產(chǎn)黨總書記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他們在翻譯時，準備將《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戰(zhàn)爭和戰(zhàn)略問題》一文的第一、第二兩節(jié)刪去。英方并附來了勞倫斯出版社負責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的信，信中說明了需要刪節(jié)的理由。其后，波立特再次寫信給我黨中央，解釋理由：這兩段文章主張采取武裝革命，不符合英共“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的綱領，英國的法律禁止一切公開出版物出現(xiàn)推翻政府的言論，同時，如果此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和發(fā)行，亦有可能使美共受到美國政府的迫害。

　　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劉少奇后替中央起草了給波立特的復信稿，認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見。這封復信稿送中央審閱時，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陸定一同志：中宣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同意英國黨的錯誤提議———應當注意。”毛澤東還指出波立特“提問不妥”，我方同意對方意見“回答不妥”，并“退王稼祥同志照辦”。

　　8月中旬，由王稼祥任部長的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復波立特的信，明確表示：我們不能同意在《毛澤東選集》英譯本中把《戰(zhàn)爭和戰(zhàn)略問題》頭兩節(jié)刪去的提議，“因為毛澤東同志在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澤東選集》已經(jīng)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國文版，都沒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澤東選集》英譯本在美國出版發(fā)行的困難問題，可以采取下列辦法解決：出版能在美國發(fā)行的選集，某些文章或演說如被美國反動法律禁止出版時，可不包括在選集內(nèi)，但是《毛澤東選集》美國版的目錄事先應當征得作者的同意�！边@封復信經(jīng)毛澤東審閱后于8月23日發(fā)出。

　　1955年5月，毛澤東會見英共領導人波立特，與他當面探討過這個問題。但勞倫斯出版公司1956年竟然在未經(jīng)過我方同意的情況下出版了第一版英譯本《毛澤東選集》，刪除了這兩節(jié)。我方通過外交途徑要求對方恢復被刪改的內(nèi)容，遭到對方的拒絕。1959年，英國方面提出要簽訂第二版的合同，我方堅持要求恢復被刪改的內(nèi)容，如果不恢復，我方將收回版權，不準備在英國出版。但英共方面仍不讓步。最后，我方未授權勞倫斯出版公司翻譯第二版《毛澤東選集》英譯本。

　　毛澤東著作英譯本遭刪改，震動是相當大的。1960年，胡喬木作為負責處理翻譯毛澤東著作的領導人在給外交部情報司的文件中，給出了處理此類事件的原則。

　　(《檔案春秋》雜志200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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