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上一次造訪深圳讀書月不過7個月,作家陳忠實還清晰地記得自己站在“30年30本書”文史類讀物評選領獎臺時的心情。在2008年的第九屆深圳讀書月“30年30本書”評選中,《白鹿原》格外引人注目,因為它是30本入選作品中唯一一部寫于改革開放后的內地長篇小說。這是一部堪稱傳奇的小說,出版至今15年來,總印數(shù)達150多萬冊。從1998年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以后,該書每年都以至少3萬冊的印數(shù)居文學排行榜前列。甚至去年一年,就重印了10多萬冊,造就了當代嚴肅文學的一個奇跡。
陳忠實對深圳讀書月記憶猶深,在他看來,讀書月給了這個城市“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構建,這樣的深圳人無疑是最健全的人”。言談中,他有著令人意外的達觀和寬容。對于當下令人憂慮的閱讀現(xiàn)狀,他認為“這種分流是對作家的一種督促”,且極力推舉評論界、媒體對大眾閱讀的引導作用。
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構建
《文化廣場》:2008年深圳讀書月,您的小說《白鹿原》入選“30年30本書”,您代表為30年閱讀做出巨大貢獻的作家來領這個獎。還記得臺前幕后的感受嗎?
陳忠實:那是一個很隆重的頒獎儀式。任何一位作家,當他寫完一本書、一部小說,都不希望今天發(fā)表,明天就被大家忘記,這是作家最基本的心態(tài)!栋茁乖烦霭15年了,還能被評論家和讀者記著,而且還給它一個獎,作為這本書的作者,我感到莫大欣慰。我不敢說這本書可以傳世,能傳到今天我已經很欣慰了。現(xiàn)在據(jù)說國內一年出版1000多部長篇小說,競爭這么激烈,《白鹿原》到現(xiàn)在還能每年發(fā)行十多萬冊,出版至今總印數(shù)也有150多萬冊了,我確實感覺非常高興。
《文化廣場》:您對深圳熟悉嗎?深圳讀書月讓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陳忠實:我到深圳來過兩三次。第一次去深圳是受中國作協(xié)所邀,那是1994年,呆了大約十天。第二次就是去年的“30年30本書”頒獎儀式了。隔了多年重回深圳,感覺變化特別大。盡管每次都匆匆而過,沒有深入生活,但就是從深圳讀書月這件事上,已經能夠感覺到深圳人的現(xiàn)代意識很強。
深圳在全國首先策劃讀書月,這令我很感動。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qū),是改革開放30年最富象征意義的城市。人們說到改革開放,首先會想到深圳,它不光是發(fā)展了一個深圳,而且打開了中國面對世界交流的一扇窗口和一個渠道,意義非凡。而恰好是在這樣一個標志著現(xiàn)代經濟和科學發(fā)展的新興都市,首倡讀書月活動,這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動。在深圳,不光是經濟發(fā)展獨領鰲頭,而且也倡導市民、公民讀書,完成一種心理的、精神的構建。這是一種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構建,那么這樣的深圳人無疑是最健全的人。
讀書月不應局限于一個月
《文化廣場》:深圳讀書月不僅在推動全民閱讀上設置了許多環(huán)節(jié),也舉行一些比較高端的讀書活動,比如“30年30本書”評選、讀書論壇等。在您看來,這種高端的評選和講堂對推動全民閱讀的作用在哪里?
陳忠實:深圳讀書月已經產生廣泛影響。我所在的西安也有讀書月活動;西安的兩家報紙也開辟了讀書專欄,向讀者不斷介紹一些優(yōu)秀讀物;前兩年,我還受邀在西安讀書月中講過讀書,大概都是受到深圳的啟發(fā)。深圳讀書月的廣泛影響,應該是對整個民族的精神、心理建設,造就新的現(xiàn)代人的一個最有力的措施。一種健全的心理,一種現(xiàn)代人的思維,都要通過閱讀來完成。
《文化廣場》:讀書月即將迎來下一個十年,今后如何辦得更扎實,您能否提供一些比較細化的建議?
陳忠實:我想讀書月不應局限在一個月里。每年的11月可以集中舉辦一些讀書活動,對于廣大市民是一種啟發(fā)和促進;平時也應該有一些促進讀書的措施。
《白鹿原》創(chuàng)作手記即將出版
《文化廣場》:您平時的閱讀狀態(tài)是怎樣的?最近還有新的創(chuàng)作嗎?
陳忠實:我會讀一些當代文壇上反映比較大的作品,更多的是我給很多作者寫序,把大量時間都花費在讀他們的作品上。這種狀態(tài)已經持續(xù)了好多年。
我剛剛完成了一本《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手記,大約11萬字,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將推出。書的名字叫《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這是海明威的話。我以為,這一句話,就把作家的所有創(chuàng)作追求全部概括了。這本書是《白鹿原》創(chuàng)作完成后,第一次出版的關于創(chuàng)作手記的書。這么多年我一直遲疑著沒寫,直到去年才下定決心寫《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手記。2007年,《江南》雜志約我寫《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感想,我寫了兩萬字,試著寫了一下,反映還挺好。后來《小說評論》看到這篇文章,就鼓勵我繼續(xù)寫下去。寫創(chuàng)作手記這類東西很難避免談作品,后來我寫作時努力把這一點排解開,只寫創(chuàng)作中的感受。
《文化廣場》:現(xiàn)在閱讀的狀況大家比較憂慮,國民閱讀率在下降。在信息泛濫的時代,讀者該如何挑選?
陳忠實:我聽說網(wǎng)上閱讀好像把很多讀者分流了。我看到媒體批評說長篇小說寫得太膚淺,讀者不愿意讀。其實如今每年出版長篇小說1000多部,平均每天供應3部長篇,讀者確實沒法讀。大家越來越忙,不可能把全部時間用在閱讀上。我對這種現(xiàn)象比較寬容。如果作家把作品能夠寫得獨樹一幟,引人入勝,讀者就會重新回到閱讀。這種分流也是對作家的一種督促。就我自己選書而言,多數(shù)還是看評論界、媒體的推薦。因此,有價值的薦書,包括好的書評,都是非常重要的。
《靜靜的頓河》是閱讀起點
《文化廣場》:在你的閱讀生涯中,受哪些文學作品的影響比較多?
陳忠實:除了通讀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外,我年輕時,受翻譯文學影響比較多。我準確無誤地記得,平生閱讀的第一部外國文學作品,是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那是初中二年級,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坡溝的樹蔭下,說著村子里的這事那事,或者是誰吃了什么好飯等等,卻不會有誰會猜到我心里有一條頓河,還有哥薩克小伙子葛利高里和漂亮的阿克西尼亞。我后來才意識到,在那樣的年齡區(qū)段里感知頓河草原哥薩克的風情人情,對我的思維有著非教科書的影響。我后來喜歡翻譯文本,應該是從《靜靜的頓河》的閱讀引發(fā)的。
在昆德拉熱遍中國文壇的時候,我也讀了昆德拉被翻譯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欽佩昆德拉結構小說舉重若輕的智慧,我喜歡他的簡潔明快里的深刻。這是“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的又一位成功作家。我不自覺地把《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照起來。這兩部杰作在題旨和意向所指上有類近的質地,我在這兩本小說的閱讀對照中,感知到從生活體驗進入到生命體驗,對作家來說,有如由蠶到蛾羽化后的心靈和思想的自由。
本報記者 劉悠揚/文 韓 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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