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不少媒體和網(wǎng)站開辟了紀念專題,發(fā)表了眾多文章;蛉ケ吻逶,或反思批判,或緬懷追憶,或梳理盤點,或闡釋鉤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五四紀念日已然成了一個文化祭壇,矗立在斷裂的文化廢墟之上。
此間,最引人矚目且意味深長且最具備話題性的文化新聞應該是:《新青年》“復刊”了。隨后,我在湖南衛(wèi)視“零點鋒云”(5月1日24點)看到了有關《新青年》復刊的節(jié)目。主編吳懷堯和由社會學家周孝正、文化批評家何三坡、作家老村、北大學生步非煙構成的幾位嘉賓進行了一場“論戰(zhàn)”,直指當下大學生就業(yè)與大學教育的詬病等問題。
在我看來,“零點鋒云”的這場貌似激烈的“論戰(zhàn)”,似乎有些環(huán)顧左右,隔靴搔癢。至少我沒有看到關于當前復刊《新青年》的訴求和價值爭論。五四時期的《新青年》雜志,不僅是激活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元典,還是五四思想啟蒙的引擎和策源地。不少重要的文學作品和新聞評論、文化時評都出自《新青年》。其意義和價值已不言自明。那么,即將出爐的吳懷堯版《新青年》將如何定位呢。
無論當前的《新青年》是創(chuàng)刊還是復刊,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關心的是,在一個同樣泥沙俱下、眾聲喧嘩、亂象紛呈的時代語境中,《新青年》何為?換言之,在這個擔當比命名更重要的時代,如何來確認、甄別闡釋新青年?如何讓新青年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或者說,無論你是讀者、作者或編者,是不是新青年重要嗎?尤其是面對由眾多獨生子女構成的大學生群體,面對一個讓人成為聽話而非獨立自主的教育體制,和一個以消費、娛樂為時尚的時代,《新青年》又該怎樣詮釋和賦予新青年以新的語義?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有著約定俗成的價值標桿的《新青年》,卻由一個80后的年輕人來擔綱。1984年生于湖北紅安的吳懷堯,因為不滿應試教育制度而退學,17歲赴京從事編輯工作,21歲擔任某報封面報道記者,其間因獨立制作《中國作家富豪榜》而揚名立萬。2008年推出文化名家高端訪談《懷堯訪談錄》,運作3個月就獲得“新媒體貢獻獎”,再次引起無數(shù)媒體人和大學生的歆羨與驚嘆。更有趣的是,或許正因為吳懷堯這位“新青年”與《新青年》的關系,才引起了出乎意料的熱議。
按主編吳懷堯對新青年的理解:“就是有獨立思考能力,同時有自由精神的人”,這與90年前陳獨秀倡導的理念并無二致。當然,還有難以遺忘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些不可或缺的現(xiàn)代文明元素,其普世價值之于今天,未必不是付諸闕如的。即是說,陳獨秀們倡導的科學、民主、獨立、自由等,仍然是一項未竟事業(yè)。從這個意義上講,《新青年》的重出江湖,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已不言而喻。
我們大可不必以苛刻的眼光去省視、質疑它,也沒有必要抱過高的期望值。畢竟,復刊后的《新青年》能否健康成長,某種意義上,還取決于意識形態(tài)的寬容度,還仰仗社會、文化精英的參與,更需要人文學界的支持和鼓勵,而不是一味地棒殺或捧殺,以勢利眼來觀照一個“新生”(何況雜志還沒有面世)的事物,像批評家白燁先生那樣世故和沒有風度,說 “有可能他們是真的想表達些理想,也有可能只是搞搞噱頭!币苍S,惟有喪失理想的人,才會說這種不疼不癢的廢話。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發(fā)達的超級資訊時代,《新青年》只是眾多媒體中的一個,即使有志于繼承五四精神遺產,發(fā)揚理性、思想與啟蒙精神,欲搭建一個基于當下語境的思想平臺,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媒體,其功效也未必立竿見影,甚至會被信息洪流淹沒掉。所以,我們應該懷著平常心看待吳懷堯版《新青年》的創(chuàng)刊(而不僅僅是復刊),只要規(guī)避好大喜功,不囿于先驅者先烈的讖語,《新青年》才有可能不重蹈當年的覆轍而中道夭折,甚至遭遇胎死腹中的命運。
(作者陽正午,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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