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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真實的“五四”
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文/傅國涌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五四”的認識,大多都是從政治史出發(fā),或者是從思想史出發(fā)的,很少從社會層面去認識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況,和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追求,從而展開一幅幅更逼近歷史原貌的畫面。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總是一種宏大的敘事,思想史重視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觀念,它們都具有極強的選擇性,如同一個篩子,常常把許多活的細節(jié)過濾了,變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知識。而真實的社會生活常常是參差不齊的,如同一棵沒有被修剪過的樹,枝條交錯,往不同的方向生長,然后枝上滿是葉子,每一片葉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態(tài)去承受陽光和風雨。
一句話,歷史的原貌要更加豐富,更加多樣,呈現(xiàn)出更多的不規(guī)范。歷史不是紙上寫成的,歷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樣一個大時代,許多不同的側面都值得我們去關注,那原本是一個有著無數(shù)的不確定性、無數(shù)的可能性的時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開放性,眾聲喧嘩,沒有權威,否定偶像,各種思潮、價值相互沖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一種生機和活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很少有唯唯諾諾的,都是有棱有角的!拔逅摹钡闹袊\然是一個很不完美的社會,否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這一幕幕鬧劇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場,這些鬧劇背后都有深層的社會原因。一個沒有經歷過啟蒙運動洗禮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趕下了龍廷,也沒有在一夜之間獲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權的終結,舊權威的消解,迎來了一個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時代。以往,在談論“五四”時我們常常聽到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這些說法。這些說法都沒有錯,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銳期刊和一些報紙副刊為平臺,年輕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過了傳統(tǒng)的藩籬,熱烈地擁抱來自西方的林林總總的新思潮、新主義,向往一種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斷有北大向女生開放、女青年進入銀行和百貨業(yè)等新聞出現(xiàn),一方面貞操問題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女性為反抗包辦婚姻而自殺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1919年11月湖南長沙的趙五貞自殺,青年毛澤東就在當?shù)氐摹洞蠊珗蟆贰杜珑姟返让襟w連續(xù)發(fā)表了十篇評論,為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聲疾呼,甚至喊出了“趙女士萬歲”的口號。
這些解放的后面,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個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為空話。而社會的自我解放也意味著每個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這應該是“五四”的核心命題,德先生、賽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這些討論都是社會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五四”已出現(xiàn)了公民社會的雛形,經過晚清以來幾代人的努力,從王權的枷鎖下漸漸掙脫出來的社會已擁有一定的自主力量!拔逅摹币淮R分子也是從臣民向公民轉型的一代,他們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切,應該放在對國家命運的這個大尺度上來看待。在當時發(fā)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曾這樣說:
“現(xiàn)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tǒng)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lián)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
作為一個新興的階層,“五四”時代引領社會潮流的知識分子,和另一個幾乎同時出現(xiàn)的實業(yè)家階層,如同歷史的兩個輪子,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社會解放不僅僅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也是通過經濟的發(fā)展獲得解放。以往我們對“五四”的認識有個誤區(qū),以為“五四”不強調私有產權,其實,那個時代的人們擁有創(chuàng)辦私有企業(yè)、銀行的權利,有從事商業(yè)、追求財富的權利。不少實業(yè)家在致力于發(fā)展自己企業(yè)的同時,一樣關心社會,熱衷公益。榮氏兄弟有一句名言,“愛國之心,未敢后人”。一個典型的案例,美國留學回來的實業(yè)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個決定,要拿出一筆巨款,以民間方式設立基金會,委托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在北大學生當中物色候選人,資助他們去歐美留學,最后選出的人包括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來又加了一個江紹原。6個學生回國后在學術上都有建樹。這完全是一個實業(yè)家發(fā)自內心的無償捐助,不求任何回報,但這些受惠的學生永遠都忘不了,在抗戰(zhàn)時期他們曾設立一個穆藕初獎學金。在“五四”學生運動激蕩的背后,正是有著社會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聞界,離不開實業(yè)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開的“國是會議”,就是由上?偵虝c江蘇省教育會聯(lián)手推動,那個時候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兩大階層,已成為社會的支柱,軍閥占據政治舞臺的中心,他們則在社會舞臺上做自己的努力,國家與社會相當程度上的分離,社會才會產生自己獨立的意愿。這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的根本原因。 ★
編后:
“五四”時代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晚清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革孕育出來的,這一時期,風云際會,西方各種社會思潮蜂擁而至,廣為流傳:胡適宣傳的實用主義,梁啟超、張東蓀宣傳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劉師復、黃凌霜等宣傳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周作人宣傳的新村主義;王光祈宣傳的工讀主義;陳獨秀、李大釗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空間里,各種思潮的爭論與碰撞迎來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時光,如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爭論、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論戰(zhàn)、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的論爭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其中,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規(guī)?涨,影響深遠,爭論的根本是中國的發(fā)展前途。經過論戰(zhàn),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堅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心。1920年8月,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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