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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夢斷“新村主義”
周作人太以自己為一個啟蒙者了,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而這也是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
本刊記者/孫冉
人們對于周作人的了解遠遠不及對他的兄長魯迅,反而更多地糾結在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漢奸等問題上。
文化學者止庵感嘆,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為一個啟蒙者了,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而這也是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
為了拯救國民性,喚醒國民的冷漠麻木,魯迅棄醫(yī)從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義”,他預感到了社會要大變,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過喚起人心的善來變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沒離開“新村主義”。從早期的宗教般狂熱,到中期被詬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復批判。其中的糾結,可想而之。
錢理群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nóng)村去,已經(jīng)去了五代,現(xiàn)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時候是第一代。
發(fā)現(xiàn)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學主要受了魯迅的影響。同在日本的那幾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譯小說。周作人對那段日子的記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間狹促的房間里,氣悶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魯迅忽然激憤起來,揮起他的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
獨自在日的兩年,周作人翻譯數(shù)量明顯下降,卻找到了讓自己著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樺派文學團體登場。白樺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實篤說“白樺運動是探討個人應當怎樣生活”。這似乎說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樺派的思想陣地《白樺》雜志開始宣傳新村主義,之后,他們又創(chuàng)辦了《新村》。新村主義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認為,“新村提倡協(xié)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盡了對于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了各人對于各人自己的義務;贊美協(xié)力,又贊美個性;發(fā)展共同的精神,又發(fā)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這樣的新村為實驗園地,進而推廣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樺派的“新村運動”從宮崎縣的深山中開始,周作人同樣很早就參與了運動。
同年十二月號《新村》發(fā)表了武者小路實篤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訂閱《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從支那訂閱《新村》,這使我們愉快!支那人。≡谥墙⑿麓逯Р堪!”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號上,發(fā)表了周作人一篇標志性文章——《人的文學》。
許多研究周作人的學者都把這篇文章定義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頭,文章中的觀點受白樺派影響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談文學,之前都是在談正當?shù)娜藨撨^什么樣的生活。而正當?shù)纳,就是通過“新村”來展示。所謂人的生活,就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這是周作人對人道主義的解釋,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對于人道主義的理解始于托爾斯泰,如今又傳遞到了周作人。
文化學者止庵對“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理解是:社會不是集體決定一切,而是集體里的每個個人都是獨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認對方的獨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聽一個人的,更不是因為大家參加了集體而喪失了個人的存在。
這與之后的“集體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其實有很大不同。
體現(xiàn)在“新村”則是,強調的不是個人修行,是集體生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希望由小集體變成大集體,由大集體變成全社會。
周作人很早就有對民變的憂慮。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他15歲時發(fā)生了義和團運動。這些來自民間的破壞力量讓他身有感觸。
他深刻預感到社會即將大變,除了依靠武力斗爭,他希望通過一種溫和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依靠一種不流血非暴力,煥發(fā)每個人內心的善來解決社會的積弊。
而這也是那個時代,所有執(zhí)著于“新村主義”的人們的同樣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親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號上發(fā)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這是中國關于日本新村運動的最初介紹。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這個心愿。
后來在一篇題為《訪日本新村記》的文章中,周作人這樣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東南部宮崎縣的日向時的感受:
種下許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30余年來未曾經(jīng)過充實的生活。
其實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時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實篤的稿費在維持。周圍的村民看來了一堆怪人,紛紛把物價提起來了,連買個雞蛋都不便宜。即使這十幾人每天勞作,依然無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許多現(xiàn)實局限性很早就出現(xiàn)了,但當時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將新村推廣至全世界的巨大熱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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