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生(1888~1970),原名公室,廣東饒平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出版有《性史》第一集,后世有人稱其“中國第一性學家”。
同為當年上海灘“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識”居首的張競生,與以“提倡一絲不掛”居尾的劉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為殊異:劉海粟越老名氣越大,而張競生近乎被今人遺忘,這與他早年的紅極一時恰成天壤。盡管彼時的“紅”,同樣以“臭名昭著”概之。
“臭名”源于他對性學的主張。這位法國里昂大學畢業(yè)的哲學博士公開聲稱:“性快樂也是人生快樂之一種!
這種主張在當時稱得上驚世駭俗。張競生33歲時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學教授,專門開設性心理和愛情問題講座,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被印成冊在北大廣為流傳。周作人曾在《晨報副刊》撰文稱贊:“張競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咤,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3年5月,北大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被推舉為主席。在擬定風俗調查表時,他列出30多項,“性史”便是其中一項。在他看來,“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于性學?而民族學、風俗學等,又在在(處處)與性學有關”。
據(jù)傳,張作霖進京時曾揚言,要把這個傷風敗俗的家伙拉出去槍斃。張競生雖然沒被斃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項,卻被調查會否決。
這位倔犟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報副刊》發(fā)征稿啟事,公開向社會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張擇其中7篇編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與其當時的夫人褚問鵑所寫的《我的性經(jīng)歷》等篇目,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張在序文中聲稱:“我們不但看性為一種學問,我們尤當看它作一種藝術!
這種“美的人生觀”顯然觸怒了時人,報紙和雜志對他眾口討伐。即使是此前因發(fā)表《性道德之科學標準》而遭猛烈批評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曾與張競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會議上,更是點名斥責張倡導“亂愛”和“淫亂”。
雖然這本被林語堂稱為“很頹廢的書”,出版4個月后,便因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誨淫”的罪名提請?zhí)旖蚓皆谔旖虿榻,張競生本人也關照書店不再重印。但這卻讓這本小冊子在地下更加暢銷,不法書商大肆翻印,甚至盜用張的名義拋出多種《性史》續(xù)集,內容淫穢,令張名譽掃地。
就連翻譯過《性心理學》的潘光旦,也對他冷嘲熱諷。梁實秋更是撰寫《張競生丑態(tài)畢露》、《性學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應取締他出版的書以及他主辦的《新文化》月刊。
1926年張競生被迫離開北大,前往上海擔任開明書店總編輯。他開辦“美的書店”,繼續(xù)自己的離經(jīng)叛道。當時,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員,而張卻讓幾個美女在柜臺后賣書,這又給他招致無數(shù)謾罵。魯迅撰文諷刺道:“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jīng)對面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浙江教育廳長蔣夢麟,更是在張去杭州講學時,請警方以“性宣傳罪”將他拘禁于“待質所”,隨后驅逐出境。
沒人記得,這個不容于世的性學家,竟是將盧梭《懺悔錄》翻譯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為中國第一個提出邏輯學學科概念的學者,其行為卻在常人眼中處處不合邏輯。這種苗頭早在他年少時便已顯露端倪。1909年,孫中山出于對他的賞識,安排他北上求學,但其父只希望兒子老老實實賺錢,做一個令人尊敬的鄉(xiāng)紳。21歲的張競生一怒之下,竟跋涉40多里山路,到縣衙狀告父親,“奪子之志”。
上世紀30年代初,已經(jīng)退出“江湖”的張競生,專程從老家廣東饒平趕往上海,公開為晚景凄涼的一代名妓賽金花募捐,并在小報上刊發(fā)一封致賽金花的信。
然而,即便驚世駭俗如張競生,整天頭頂著“性學博士”、“賣春博士”、“大淫蟲”等數(shù)頂時人贈送的大帽子,也終有支持不住的一天。1932年,他選擇自殺,未遂后,從此轉向農(nóng)業(yè)調查研究和農(nóng)業(yè)教育?箲(zhàn)時,汪精衛(wèi)力圖拉他下水,遭他斷然拒絕。
這位開一代風氣的性學家,余生幾乎再也沒有與“性”發(fā)生關聯(lián)。生前,他黯然寫道:“毀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詆于當時而獲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張競生連夜寫下13000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上書毛澤東,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必須科學地節(jié)制生育,同樣“受詆于當時”。
不過,他終究還算幸運。魯迅當年曾言:“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xiàn),大約當在25世紀!钡趶埶篮30余年的今天,學界已將“中國第一性學家”、“中國計劃生育首倡者”、“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先驅”等稱號,戴在了他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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