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現行稅制設計時，稅收實際征收率不高，為實現增收目的出現了名義上的高稅負和實際上低稅負的罕見特例。隨著稅收實際征收能力的提升，百姓實際承擔的稅負逐漸接近稅制規(guī)定的名義稅負，因此近年企業(yè)和居民普遍感覺稅負加重，福布斯2005年稱中國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人民日報》9月26日)

　　如同報道中所說，稅負水平高低的判定，歷來頗具戲劇性。坊間與政府部門對于稅負的輕重，之所以總是各執(zhí)一詞，沒有一個莫衷一是的說法，是有原因的。首先，由于存在某些制度漏洞，政策隨意性大，存在操作空間和權力尋租空間，老百姓的實際稅負，遠遠要比字面上的統(tǒng)計數字大得多。在2005年，雖然全國稅收收入總和只不過占當年GDP的15.8%，但是，民生客觀上承擔的“實際稅收”，有重要一部分被忽視了，比如那些名為“收費”、實為稅收的名目繁多的管理費、罰款和贊助費等。而這些“稅收”不“開條”、沒有發(fā)票，是顯示不到稅負統(tǒng)計中的。

　　此外，還有一種稅負的相對沉重。換句話說，就是企業(yè)和居民繳的稅越來越多，而國民所享受到的回報，也就是說國民福利卻沒有隨著稅負的增長而水漲船高，老百姓無法從這種“高稅收”中獲得高福利，陷入一個高稅負、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國民在心理上也隨之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和稅負相對加重的感覺。

　　按理說，稅收的天賦原則應該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如此，即使一個國家的稅收再高，也不會因此而成為百姓的負擔，相反老百姓卻能從一種“高稅收高福利”的體制中獲益。但是，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一，國家仍缺乏兜底的東西。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全國一年公款吃喝、公車消費、黨政干部公費出國考察的費用，高達數千億元。

　　這就意味著，一方面老百姓承擔著高稅收，另一方面稅收的錢卻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基本民生的投入上，而是用在了與國民福利無關的其他方面。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公共產品提供不足，公眾就無法從一路飆升的GDP和稅收增長中享受福利，從而出現工資收入緩慢增長，居民生存成本節(jié)節(jié)攀高，教育成本以及醫(yī)療費用不堪重負，貧困生繳不起學費、上不起學等現實景況。在這種情況下，國民的稅負感覺不沉重才怪。

　　報道說，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變得極其緊迫。筆者認為，國民稅負之痛關鍵不在稅制改革，而在于如何將高稅負轉化為高福利。所以，我們在檢討稅收政策的同時，應該反思如何將國民稅負“痛苦”轉為國民福利。因此，理療國民稅負之痛，是一個稅制問題，更是一個關乎社會公平的宏大命題。而社會公平的最高境界，是所謂“善意的國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為其效用函數的國家，能夠洞察公共事務的性質并能夠充分解決公共事務問題的國家。筆者認為，稅負輕重標準在于百姓福利，現在該是用“國家的善意”來理療國民稅負之痛，讓稅負“痛苦”轉為國民福利，來實現“善意的國家”的時候了。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石敬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