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盈率所反映的是已經或正在成為歷史的數字上的本益比，而反映投資價值的不僅有體現公司治理水平和核心競爭力的成長性，還有容易跟不同的市場環(huán)境和人們的認知水平發(fā)生互動的企業(yè)形象的可塑性等等。新興市場的市盈率一味地向發(fā)達國家或成熟市場的市盈率水平看齊，嚴格說來，是一種歷史的誤會。

　　沒有周游過列國的人，如果要想了解世界各地的時間，可以到星級酒店去看看掛在總服務臺墻上的那些鐘。但是，滬深股市的估值如果沒有時區(qū)之分，也沒有時差之別，只有一個同國際水平接軌這一個概念，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弄錯了。

　　就在全國大眾都在為奧運金牌而歡呼時，滬深兩市的市盈率也已同國際水平接軌了。據滬深證券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截至8月11日，滬市A股平均市盈率為18.65倍，深市A股平均市盈率為21.3倍。滬深300指數的平均市盈率更低。據中證指數公司提供的數據，截至7月31日，滬深300指數的平均市盈率為14.95倍。而根據湯森路透提供的數據，美國道瓊斯工業(yè)指數的平均市盈率為17.72倍，納斯達克指數平均市盈率為20.88倍，標普500指數平均市盈率為15.5倍。不過，從市場波瀾不驚的表現來看，市盈率國際水平畢竟不是奧運紀錄或世界紀錄，它的接軌不僅沒有帶來驚喜，反倒是不無惆悵，不無惘然。

　　其實，問題并不在于奧運紀錄或世界紀錄的創(chuàng)造所呈現的是一種積極向上的態(tài)勢，而市盈率的接軌國際水平對于中國股市來說所表現的則是一種向下調整的趨向。問題是，判別向上向下的好壞總得有個讓人心服口服的客觀標準，而不依人們的主觀愿望所轉移。對于市盈率來說，究竟是不是越低越好？從來都是有疑問的。市盈率所反映的是已經或正在成為歷史的數字上的本益比，并不是決定投資者是否能夠在可以據此計算得出的相應年限里收得回投資的不變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反映投資價值的不僅有體現公司治理水平和核心競爭力的成長性，此外，還有容易跟不同的市場環(huán)境和人們的認知水平發(fā)生互動的企業(yè)形象的可塑性等等。新興市場的市盈率是否反映投資價值，更需要結合整體經濟的增長趨勢及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來看。一味地向發(fā)達國家或成熟市場的市盈率水平看齊，嚴格說來，也是一種歷史的誤會。

　　證監(jiān)會發(fā)言人最近說：去年10月中旬以來股市大跌，是受股市內在調整壓力、國際金融環(huán)境不確定性增加，中國經濟面臨多重災變沖擊綜合作用造成的。由于中國資本市場機制及結構尚不健全，加大了調整幅度，但市場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總體趨勢不變。

　　盡管我們并不否認中國股市曾經存在市盈率過高的泡沫性風險，但是，長期背離經濟持續(xù)增長趨勢的股市，對于一旦出現的分享經濟成長成果的機會過度激動和興奮，也不算太過分。只要整體經濟以及上市公司業(yè)績依然有可能保持持續(xù)增長，股票估值過高的問題是可以通過時間換空間的方法進行自我調整的。目前市場一些主要市盈率指標均已相繼調整到歷史較低水平甚至最低水平，顯然不無矯枉過正之嫌。

　　當前，由于國際金融環(huán)境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宏觀調控政策需要微調，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場預期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這絕不是股市重新回到“反晴雨表”時代的理由，更不是用虛偽的市盈率標準來冒充價值標準的理由。對于中國股市來說，加大了市場調整幅度的市場機制及結構問題，主要是重融資輕回報，是利益分配的不公，是市場工具成為行政調控工具。救市也好，治市也好，改革也好，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讓股市恢復“晴雨表”功能，絕不是打著市盈率旗號的“推翻重來”。

　　美國發(fā)生的次貸危機和“兩房”危機暴露了“唯市盈率”標準的虛偽性，同時也徹底打破了把所謂成熟股市看成是最穩(wěn)定健康的股市的神話。美國將不良住房按揭貸款以高利率的次級債發(fā)行并打包上市，再將新募的資金降低審核標準向客戶發(fā)住房貸款、造成大量壞賬，這種過于復雜的虛擬化手段濃縮或者說掩蓋了真實的市盈率。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次級債的危機一旦爆發(fā)也就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不可避免地放大和激化了美國乃至全球股市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老實說，在危機接踵而來的今天，美國股市現在的十幾倍市盈率所反映的假如是前期業(yè)績同現時股價之比，那么，同以前的十幾倍市盈率是不是還可以同日而語，應該不無可疑之處。更何況，如果不是美國政府一再出手救市，十幾倍市盈率的美國股市也許比滬深股市泡沫更大，更危險。

　　股市是經濟發(fā)展的晴雨表。而任何的“晴雨表”當然都是有時空區(qū)域的，同時也是動態(tài)的，具有鮮明的認知上的互動特征。對于股市來說，這也正是價值發(fā)現和發(fā)掘的意義所在。反映“晴雨表”的“北京時間”顯然比單純反映市盈率的美國時間對于中國投資者更有意義，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還很容易受政策調控影響和滬深市還沒有真正脫離政策市的條件下。滬深市絕沒有理由比發(fā)生了次貸危機和“兩房”危機的美國股市跌得更慘，擁有更多更強大經濟實體的滬深A股的定價權，沒有理由拱手相讓給本身并沒有多少實體經濟的香港股市，更沒有理由可以認為，滬股市跌到比發(fā)達經濟體市場還低的18倍市盈率還不夠，非得付出更大的代價才算從“新興”走向“轉軌”所必不可少的成人禮的完成。

　　在某種意義上，“民族的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這句話也適用于股市的價值判斷。中國股市的價值定位越是貼近“北京時間”，離“晴雨表”就越近，反之，勢必將離投資價值更遠。(黃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