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子

　　大凡一種邪教，幾乎無外是，初始憑欺騙恐嚇蠱惑人心發(fā)家，一旦劣跡瀕臨暴露之際，便以毀滅信徒的生命來印證教主的最后瘋狂。

　　以大雜燴大拼盤的教義為肇端，以圍攻政府機關為高潮，再以癡迷者的自焚為自敲喪鐘，“法輪功”的勃興也疾，敗亡也速。但其留下給我們的思索，不應僅僅停留在揭露“它是什么”、“為什么要反對它”的問題上，更重要的是要從其產(chǎn)生的社會根源找原因，分析其因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防范和杜絕“法輪功”的變種孽種再流傳，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在此，本人就“法輪功”勃衰作如下分析。

　　一、迷信文化的沉淀

　　縱觀人類社會文明史，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國家的文明史越長，其迷信文化也往往越有市場，其沉淀下來的迷信負累也越沉重。

　　我們看到甲骨文的輝煌的同時，也感受了巫覡神卜的無所不在；開始于秦漢的“讖緯”，其愚昧而血腥的狂虐，竟延至千年后，直至歐陽修作《論刪去九經(jīng)正義中讖緯札子》，魏了甕作《九經(jīng)要義》刪除讖緯之說后，才無人信從；至今，不也有某地官員，竟連續(xù)數(shù)年年關集體埋符祈求“官運亨通”之事么？又有說年年廟宇里，透過煙熏火燎的遮掩，眾多的燒香跪拜者里頭，機關干部大有人在……

　　筆者曾親聆某局長論及求神拜佛時說：“信也不是什么壞事�！碑斎�，信，在某種程度上說，確實也夠不上犯法的，但是從一個受過幾十年辯證唯物主義教育、有幾十年黨齡的局長口里道出，于一介平民書生的我聽來，卻總有一種不知所措的異樣感覺。

　　再想起大約10年前，一批“大師”輪流南下，在市體育館里競相示范，據(jù)說起價50元(相當當時月薪的十分之一)的入場券，竟然賣到站票(令我聯(lián)想到相聲《掛票》的滑稽)。一鄰居老太及其兒媳，回來還繪聲繪色地回味大師作法時，什么香氣氤氳，什么掌心發(fā)光，甚至幾千里之遙的豫省冀省也可感應，弄得現(xiàn)場的觀眾錐心跳腳者有之，歇斯底里者也少不了，當然，更欠不了包醫(yī)百病的牛皮。我搶白說，怎么雷達站不請大師值班？還差點沒給罵成楊朱般“無君無父，禽獸不如”，不過，好歹也體會了司馬南、何祚庥等被列為“四大惡人”的滋味。

　　的確，遠起秦漢始的“讖緯”，邇及近代的義和拳運動，迷信幾乎滲透著歷史的每一環(huán)，甚至當前的諸多社會現(xiàn)象，都可以透視出迷信仍很有市場，其遺毒深植相當部分人的腦髓里，正因為如此，以至李洪志譫語“比佛祖功力高幾萬倍”，竟也有人五體投地盲從，姑不說佛祖的功力如何，且“法輪功”“教主”這般演義就有如賴昌星栽贓已故的香港官員般無賴了。

　　迷信是一切邪教賴以生存的土壤，因此，如何反對迷信，高擎科學大旗，大面積地進行科普教育是當務之急，只有提高全民的科學認識水平，才是反迷信反邪教的根本，人們才不會匍匐在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亂偷術(shù)語七拼八湊信口雌黃的李洪志張洪志腳下。

　　二、忽視科普教育與科普讀物的短缺

　　雖然“五·四”至今已有80多年了，人們都知道“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名，弘揚科學也該說深入人心了，但事實上，效果并不理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們是忽視了科普教育的巨大功用的。

　　84年看明珠臺播日本NHK拍攝的《絲綢之路》，真是引人生發(fā)思古之幽情，其畫面之美，音樂之空靈，制作之嚴謹，都令人傾倒。當時想，絲綢之路是中國人祖宗的驕傲，為什么反而要讓日本人來拍？唉，什么時候我們國家也能拍出這樣高水平的紀錄片來，那該多好�。∮挚吹矫恐芩牡摹秶�家地理雜志》的系列片時，在獲得新知同時，內(nèi)心對科學家攝影家的敬業(yè)精神也充滿敬意，因為深知每一組鏡頭都意味著難于想象的付出。

　　如今，看到中央電視臺播的《動物世界》、《地球故事》等都是翻譯片時，自己心里確實不是滋味。再看看我們的科普出版物，無論是音像還是書籍，絕大多數(shù)仍是翻譯引進的，而國產(chǎn)的要么水平低下，要么質(zhì)量不盡人意。問因果，不外是資金短缺，再是人才缺乏。但我從報上看到，我國每年有近千集(部？)的娛樂電視劇拍了不能播出，浪費驚人，與此同時，科普片卻連年揭不開鍋。也許科普出版物難于炒作，名與利都不能跟這“星”那“星”拱耀的娛樂片相比，所以，在一個短視成性嗜利成癖的社會里，也就可以理解了。但于國民的進步卻有莫大的干系，因為，“科教興國”可是兩條腿走路啊。

　　今天，《物理世界奇遇記》已是出增補本了，可我們的科普作家葉永烈卻早已改行為“文革”通俗演義作家了，雖不能說孰是孰非，但如此際遇真讓人扼腕唏噓。念及近十年來，“發(fā)現(xiàn)《黃帝內(nèi)經(jīng)》”、“水變油”、“邱氏鼠藥”等案，耗費科學斗士甚至院士的巨大精力，浪費了社會數(shù)以億計的財力，而至終，科學只是贏得慘勝的事實，真讓人激憤非常。而現(xiàn)今所謂的科普，竟有不少是摻雜著荒誕不經(jīng)的巫術(shù)偽科學的東西，我們更覺得科學的無奈。所以，時至今日，我還惦記過去那看電影時加插科教片的做法，當然，更追憶高士其的科普作品那趣味而雋永的文筆。

　　有一次，我曾不經(jīng)意地問一中學物理教師有關大氣層的知識，誰知這一連《十萬個為什么》的“地球科學分冊”都有的知識，且又是教學內(nèi)容牽涉到的(氣壓壓強)，她卻茫然一片，以至本想問及航天器回返大氣層時遭遇信息“盲區(qū)”的問題也只好作罷。我們真的不愿見到愛讀書好思考的人越來越少的這一事實，但實際情況卻讓人憂心忡忡，如果連教育者都是“一本通書讀到老”的話，那就難免“法輪功”癡迷者中竟有大學生、教師乃至教授了。

　　科普教育應落在實處，應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持之以恒地“軟滲透”，而少用或不用那種喊口號集體宣誓搞運動式的“硬滲透”。我是反對現(xiàn)在彌漫在教育界的那種浮躁風氣的，今天學這一套明天弄那一套，動輒以見報找領導認同來扯大旗作虎皮，以出名為實，實際工作反而虛得很。

　　因此，從“法輪功”這一瞎編胡謅的邪教的勃興，也反襯出我們科普工作的不力，要改變這一景況，并不是靠一兩場運動式的大批特批就可解決的，還是切切實實地從細節(jié)做起，培養(yǎng)全民的科學意識，讓人們認識科學，尊敬科學，崇尚科學，這才是長遠之計。

　　三、信仰的失落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閉關鎖國政策，單一的哲學學說下的政治制度，使人們的信仰空前地簡單劃一。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原來那缺乏物質(zhì)基礎的精神泡沫被蕩清后，信仰頓時陷入失重狀態(tài)，法律需重建，道德需重構(gòu)。在“拯救與逍遙”的搖晃中，又混出像“好死不如賴活”的這樣異種來，“英雄”不知歸路，“隱士”也抄終南捷徑皈依了塵囂，而“人”的意義又來不及核準。

　　再者，在“官民重利輕別離”的今天，拜金主義橫行，許多制度化的東西，由外國傳到國內(nèi)或由中央延至地方，往往會發(fā)生“淮橘成枳”的事實，這更容易造成無所適從的狀態(tài)；地方的報喜不報憂的惡俗，往往助長了旁門左道的燎原。因此，形形色色的東西也就乘虛而入，信仰由一統(tǒng)變成無序。

　　又再，一個偶像崇拜文化極度濃厚的國度，當今天的偉人們都理性地反對個人崇拜之際，心中的偶像一旦還原為凡人，有的人心理上還真的一時半刻適應不過來，慣常的群羊群鴨效應，總渴望有“頭羊”、“頭鴨”作自己前趨的偶像，因此，一些鬼魅魍魎之徒便揭竿而起，販賣一些東剽西竊兼以涼拌些自己譫妄之說，鼓動如簧之舌，遂成一代“教主”，如“李洪志那樣，在一個有12億人口的國家，尾隨幾個盲從的信徒，也是很有可能的。

　　由此看來，重拾信仰，首要的是檢討我們過去，那種沒出現(xiàn)問題則太平無事，一朝有問題，就來一場政治行為的大運動，一陣風頭過去，又回復故態(tài)的做法，如此這般，且不說心力疲于奔命，就是于現(xiàn)實也是難達到預期愿望的。再是教條式的哲學教學也該終結(jié)了，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自小學起，花了那么多時間精力學政治哲學，絕大多數(shù)還不是死記硬背為了應付考試，這種投入遠遠大于成效的做法，實際上也是一種愚昧，我想，這是每一個理性主義者都心知肚明的。因此，我們的哲學，要擺脫困境，就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大量吸收馬克思后的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這才能改變我們堅守有余豐富不足的陋習，唐之白居易尚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道理，我們就更沒理由把自己困在圍城里，這結(jié)局也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愿意看見的。因此，如何發(fā)展，是解決信仰的關鍵。

　　四、亟待樹立科學的生死觀

　　物質(zhì)生活的進步，紅塵世界的“喧嘩與騷動”，確實讓蕓蕓眾生因留戀俗世生活而變得“貪生怕死”了，想起秦始皇這位縱橫捭闔的始皇帝也曾祈求“長生不老”之術(shù)，凡人有那“好死不如賴活”的欲望，也是很正常的。但問題在于，現(xiàn)今的醫(yī)學技術(shù)還不能與凡人的欲望同步，而凡人中那些欲望特強者又臆想自己是邪教教主的寵物，于是就有了像“法輪功”這類走江湖賣膏藥的異端邪說的市場。以精神勝利法來迎戰(zhàn)醫(yī)學技術(shù)上的難題，歷來是有的，但區(qū)別在于把它當作輔助作用還是決定作用。邪教的慣例往往是，信徒必先對教主作徹底的“奉獻”，被教主剝奪一切自由，然后才可修成大業(yè)，因此，信徒們棄人類集千百年智慧結(jié)晶的現(xiàn)代醫(yī)學技術(shù)不用，而死心踏地轉(zhuǎn)投教主的胡言亂語的“信”之“功力”，這要么是無知要么就是走火入魔了。

　　一臺用了多年的機器，尚要不斷加油添水小修大修以維持其正常運作，何況復雜得畢宇宙百十億年之造化才成就的人，生老病死也是自然現(xiàn)象，再“賴”也有終結(jié)的一日，因此，以科學知識端正國人的生死觀，是必需的，改變?nèi)藗兗裳运赖牧晳T，也是反邪教的必修課之一。

　　多年前，香港的兩個電視臺播放的科教片，就有關于西方人以科學態(tài)度面對疾病與死亡的，觀看這類科教片，其實也是對生的思索，它不僅沒使人產(chǎn)生對死的畏懼，反而能激發(fā)人們對生命科學探索的決心與勇氣，這些面對死亡仍如此淡定，仍為醫(yī)學作最后努力的主角，確實非具有科學、嚴肅的態(tài)度而不能如此凜然。這讓人想起子路罹難前仍正冠纓以保持“士”之尊嚴，還有瞿秋白，在獄中寫就的《多余的話》仍調(diào)侃“中國的豆腐最好”，赴義前仍高歌《國際歌》，那從容和慷慨，才體現(xiàn)了大寫的“人”之名士本色。

　　所以，既然自然界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事實，相對萬物的生生息息而言，人類已是有福了。二千多年前莊子尚知“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這道理，可見知與無知的區(qū)別，是解決諱言死的問題的關鍵。

　　五、有待完善的醫(yī)療保健制度和慈善福利基金體系

　　人們口頭禪：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什么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錢。由此可見中國人對病的恐懼程度，這或許與我國漏洞諸多的醫(yī)療保健制度有密切關系。打開電視，劈頭蓋臉的是酒池藥林般的廣告，這里姑不說“酒鬼”，單說藥類廣告，一些普通感冒消炎片劑也動用上千萬上億元的廣告費用，也難怪“病夫”們感冒了看次醫(yī)生，竟非要掏幾百元不可了。報載不少醫(yī)院的收入百分之七八十來自賣藥，不知“病夫”們看罷作何感想？

　　縱觀一些邪教的發(fā)家，大都藉行醫(yī)治病延年益壽為幌子，兜售其反社會反人類反科學的歪理邪說，從不少的信徒都迷信“法輪功”可以為他們祛除百病、“走向圓滿”的狂妄之說，也可見一斑。所以，一個國家的社會醫(yī)療保健制度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它與社會與政治的關系也非常密切，作為一個國家現(xiàn)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這確實值得關注。就當前我國國力看，我們還遠不能達到北歐諸國那種水平，但加大力度改革，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傾斜，這應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再是積極培養(yǎng)社會捐獻的習慣和建立一個較完善的慈善福利基金系統(tǒng)，可以學習北歐那種“劫富濟貧”的做法(當然也該注意其養(yǎng)懶漢的負面的影響)，還可以參考美國那種稅收制度，鼓勵富人捐獻。這樣既可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也可減弱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心理壓力。

　　當然，這點可能與中國實情有出入，因為當今國內(nèi)所謂富人的財富，有相當部分是見不得光的，所以難于動員他們捐，平時捐款更多是苦了事業(yè)單位的普通職員。因此，筆者認為這里或許可考慮存款中“實名以后怎么辦”這問題，如果無人認領，或查出與官員收入不符的罰沒款項，除歸國庫外，是否可以劃一部分給慈善福利基金？再如果我們政府我們社會給予一些物質(zhì)上貧困精神上彷徨的人多一份關心，現(xiàn)實應會少一些迷途的羔羊，事情也不至于變得今天這么復雜和棘手。

　　六、外國勢力的介入

　　回顧我國的近代史，幾乎所有教案都與外國勢力有千絲萬縷的糾葛，借機明目張膽宗教文化侵略有之，以教案之名攻城掠地軍事經(jīng)濟侵略有之，干涉清政府舊中國之政治也有之，不少洋鬼子的曾高祖父們可謂嘗夠了甜頭，難怪現(xiàn)在又有自封“世界警察”的國家及個別的小小毛子跳出來鬧事，這就很不是意外了。

　　還有，因不少的海外“民運人士”拿了山姆大叔的綠卡后，要么下海經(jīng)商了，要么內(nèi)哄爭權(quán)奪利，要么讀書撈文憑為下半世生計打小九九了，面對這幫潰不成軍的小阿斗，山姆大叔也直搖頭。但無奈歸無奈，政治游戲總要玩下去的，所以病急亂投醫(yī)，置自己也曾火攻槍擊炮轟邪教的事實于不顧，找到邪教教主李洪志這位新代理人，山姆大叔的腰包與李洪志辦教的意旨也非常吻合，所以李先生也很高興傍上這個大款，于是沆瀣一氣的雙簧戲就開幕了。

　　又再，從實際情況看，畢李洪志及其發(fā)家高徒的智力物力，也難成就今天“法輪功”這樣情報網(wǎng)般嚴密的組織法的，又從李洪志所拿的簽證，至今還躲在山姆大叔家里吃香喝辣的事實，兼以最近天安門自焚事件中，獨有數(shù)名外國記者目擊和拍攝整個事件始末的事實來看，其實，外國勢力的影子已暴露無遺了。只是害慘了國內(nèi)“法輪功”的癡迷者，被利用來對抗中央不成，竟至在李洪志煽動下走向自虐式的自焚，其結(jié)局照理該是信徒們初始入教時匪夷所思的。

　　環(huán)顧世界各國的邪教，信徒們在教主的誘惑、脅逼下，大多有“一條胡同走到黑”的事實�，F(xiàn)在，我國人民和政府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挽救“法輪功”信徒，但愿這終將創(chuàng)造一個奇跡。作為一個重教化的禮義之邦的子民，是有這個信心的。

　　當然，我們還要拭目以待，一旦形同過街老鼠的李洪志的利用價值喪失，山姆大叔是否像臺灣當局遣送當年也曾風光無比的劫機犯一樣打發(fā)李先生呢？不過，我還是希望“法輪功”教主留駐“世界警察”的家園，因為他們的情報機關里還有很多迷途的羔羊需李先生的“法輪大法”去感化哩。但愿如此。

　　隨政教合一的社會實體已寥若晨星的現(xiàn)實，救贖宗教有“向內(nèi)”的變化。況且，人類的政治體制不斷完善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人類自身對宏觀和微觀世界認識的擴展和增深，宗教干政的機會和可能性都已是越來越少了(這情況在中亞中東地區(qū)仍殘存)。就是在歐美、日本，即是所謂最講人權(quán)最標榜民主的國家，一旦發(fā)生某些不自量力的邪教教主煽動或率領信徒與政府對峙的情況，政府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絕大多數(shù)國民的人權(quán)民主起見，還是不惜動用坦克飛機等重型武器，火攻槍擊炮轟也在所不惜，這是眾所周知的。

　　當然，經(jīng)過上千年的風風雨雨，世界5種信徒最眾的宗教，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據(jù)馬克斯·韋伯的說法，猶太教為第6種)，現(xiàn)在，各自都已更多地體現(xiàn)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而非政治力量，這是社會發(fā)展的趨勢。只有一些后起的雜七雜八的大拼盤，為標新立異為巧言令色為作秀為急功近利，才會不自量力地瘋狂到要與政府比一高低。

　　孫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戰(zhàn)不殆�！币蚨�，在深入反邪教“法輪功”之際，我們有必要找出其勃興之內(nèi)因和外因，只有理性地反思我們自身的不足，不斷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才能防范“法輪功”之類病毒的侵襲，才能徹底地促使它敗亡。這，應該比僅停留在為反而反的層面上來得有意義些。

　　(網(wǎng)友：九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