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周濂——1974年生， 1999年北大哲學系畢業(yè)，從事媒體工作三年，2005年獲得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為《現(xiàn)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從認可、信念到共識》。

　　以十年為單位，2006年需要紀念的已逝名人太多了，為什么是魯迅而不是其他一些走下神壇的人成為知識界的一個熱點？這本身可能就是一個欲語還休的有趣問題。

　　我們知道，魯迅之所以棄醫(yī)從文，是因為對那些圍觀“殺人”的看客們怒其不爭。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仍舊是一派十足的看客心理，只不過我們不看殺人，而看死人；我們不沉默，而是以草根的名義大聲議論。然而，這個時代的文化品格、媒體品格太容易讓人產生不信任感了。我們總是習慣于談論彼此，而不是彼此談論。

　　我很小就知道魯迅是文豪，是脊梁，尤其是浙江老鄉(xiāng)兼本家，就愈發(fā)地有興趣。不過真正接觸到魯迅的文字還是在教科書上。當時魯迅的課文是必須要全文背誦的，老師一個一個地叫去辦公室，《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紀念劉和珍君》《友邦驚詫論》，中學時代的日子就在背誦這一篇篇文白夾雜、晦澀難懂的名篇中度過的。對于當時的我來說，魯迅顯然是太挑戰(zhàn)智力了，說一句話總要繞上很多彎。

　　盡管如此，他的影響依然是直接且巨大的，特別是關于國民性的批判。當時正是《河殤》和《丑陋的中國人》風靡的時候，對于少年叛逆期的我，這種“橫眉冷對”的批判姿態(tài)當然是極有魅力。記得高一的時候參加班里的演講比賽，我就曾經大量地模仿魯迅還有柏楊的語氣和思路，只可惜類似的叛逆體驗不能久長，就好像偶像很快就要面臨黃昏。

　　80年代后期，大概是我高一的時候，一個來自地級市的文化人蒞臨我們縣城中學做講座，說的就是魯迅其人其文。這次演講是我們那個浙西南小城為數(shù)不多的幾次文化盛會。記憶中，該文人說了不少魯迅和周作人的私人恩怨，特別是周作人夫人的那一段公案，讓我極其震撼，同時也好奇心大盛。回到家里，立刻找來父親收藏多年的73年版《魯迅全集》讀，現(xiàn)在了解，究其根本，還是名人八卦的“看客”心理在作祟。

　　又過兩年，再次翻看《丑陋的中國人》，就有了不忍卒讀的感覺。對魯迅的閱讀體驗沒那么糟糕，但也隱約開始覺得他的批判是有局限的。至少，并非凡是魯迅贊成的都是正確的，凡是魯迅罵過的都是錯誤的。

　　進入大學后，開始讀教科書從未收入的胡適、梁實秋還有林語堂，分明可以體察到他們對于這個民族、國家、文化的憂患與摯愛。

　　魯迅死前說：“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這話說得酣暢淋漓，但我一直特別疑惑，之所以一個都不寬恕，真的是因為魯迅打心底里認為其他人都是宵小之輩，而自己則是完全的真理在握嗎？假如事實是，每個人都只是說出了他眼中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真理，那么我們的教科書，就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維特根斯坦曾經這樣評價托爾斯泰，“當他是在講故事的時候，對我的感染力遠遠大于當他對著讀者說話的時候……在我看來，當他的哲學隱含在故事里面時，他的哲學就最為真實。”魯迅同樣如此，當他在講故事的時候才會吸引我，而當他拿著小匕首戳人或者試圖面對大眾直接布道的時候，他的魅力就大為失色。

　　本科畢業(yè)之后我就很少讀魯迅了，如果要尋找思想我不會想起魯迅，對我來說他只能作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存在下去。

　　前兩天，我重新翻看魯迅的《我的第一個師父》，好幾次忍不住大聲笑出來，我突然有這么一個感覺，今天漢語文學(尤其是網絡文學)中那些對于小場景的靈動描寫，真正的師承都可以上溯到魯迅那里。如果魯迅還活著，一定是BBS上的灌水高手，這老先生太能寫了，一晚上造上好幾篇高質量的罵戰(zhàn)文章，誰拍得過他呢？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