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一個教授即使當上一個副處長,其爭取學術資源的能力也會因此而提高若干倍;而先當上“長”再反過來做教授,則更容易
現(xiàn)在的大學像衙門,盛產(chǎn)學官。
學官有兩種,一種是學而優(yōu)則仕,先做教授后做領導,領導與教授雙肩挑;還有一種是仕而優(yōu)則學,做領導做到妙處,學銜自然會送上來,先做領導后做教授,同樣是領導與教授雙肩挑。不僅學校的院系負責人如此,連學校的黨政行政官員也如此。
建國以來,雖然屢反官僚主義,但中國的行政體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氣和文牘化最嚴重的地方之一。無論什么樣的精英,只要進入其中,大多被文山會海淹沒。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邊擔任著各種名目的“長”,開著沒完沒了的會,提交著源源不斷的報告,同時卻可以在某個甚至某幾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實是,凡是學官,學問就做得好,而且官越大,學問就越是做得好。這絕不是諷刺,不信的話,可以到教育部的相關網(wǎng)站上去查,看看各個學校的學術帶頭人、學術骨干,有幾個沒有官銜的。北京某些高校帶有處長銜的教授,據(jù)說已經(jīng)做到了大師的級別。
事實上,這些學官們近些年來,著作是越來越多,因為他們課題多,經(jīng)費多,出席各種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多,拋頭露面的時候更多。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人已經(jīng)壟斷了高校學術資源的絕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學術發(fā)言權。對他們,想說不好都難。
這就是教授們想要帶“長”的原因,因為即使是一個副處長,其爭取資源的能力也會因此而提高若干倍。盡管帶上“長”之后,資源有了,時間卻沒了,看書的心情都不見了,可是學術地位卻會見風看漲,各種學術頭銜都會紛紛落到你的頭上。自然而然地,連你自己也覺得自己像個大師了。某海歸回國后,擔任某高校副校長,研究時間銳減,但學術地位卻陡升,高到甚至連他自己都吃驚的地步。
如今,“長”的威力和價值要遠遠高于教授,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還在擴大中。開放之初,我們聽說是助教類同于科長,講師類同于處長,副教授類同于副局,到后來,助教排不上了,講師類同科長,副教授類同副處,教授類同處長。雖然職稱“毛”的同時,官階也濫得厲害,但相比之下,還是教師貶值的更多些。
過去有一則民間傳說,說是唐朝的盧杞,曾遇仙人,仙人給他兩個選擇,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間富貴宰相。他開始說選擇做神仙,等到仙人將要離開時,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間宰相,人間宰相! 他和我們今天的人想的沒什么兩樣。
既然教授都要巴結著帶個“長”,那么已經(jīng)是“長”的人,如果反過來要做教授,豈不是更容易?事實也是如此。無論這個“長”是多么的不學有術,無論這個“長”上不上課,或者能不能上課,只要他帶“長”,而且還握有一定的實權,那么,各個院系還真就得買賬,評職稱的時候還就不敢不給人家評,不僅要評,而且還要給一級教授,因為一來人家的名額往往是從上面戴帽下來的;二來人家手中有權,教授們還指望著人家從指頭縫里給自己漏點好處下來;三來嘛,今日之教授,見到領導,無論如何,膝蓋總是有點直不起來。
請領導人到高校做院長的事情,近來少了,但部長、市長、書記做兼職教授、甚至帶博士生的事情,正方興未艾。學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員手中權力所能給學校帶來的好處,而教授們樂于捧場,也正是期待著人家指頭縫里漏下的余瀝。
反過來,掌握著實權的官員喜歡戴一頂教授的帽子,關鍵是看上了這頂帽子在社會上還有的一些光環(huán)。這種光環(huán)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樣,我們這個民族還是保留了一些對知識的尊重,老百姓總是善良地相信教授這種職業(yè)還是知識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舉人進士是知識的象征一樣。如果這種信任也丟了,那么大家還能信什么呢?
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國家輕易地向政界和商界開放學銜的,除非個中人自己放棄原來的政商地位,進入學界。如果有大學隨便把教授的頭銜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雞大學,而野雞大學的教授,事實上沒有人會要的。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盡管可以買官鬻爵,開捐班,但卻從來不賣進士捐舉人。因為他們知道,學銜是國家的名器,名器是不能濫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張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