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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老百姓的政治權利，從來都是并行不悖的。缺少一個，社會既喪失了公正，也喪失了效率

　　文/薛涌

　　就商品房成本是否應該公開的問題上，我和任志強、董藩等人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任志強說，我是在冒充專家，這樣的誤讀不過是說明他自己的心態(tài)：房地產只有他這樣的專家才有發(fā)言權。這也正是我們之間的分歧。

　　我自始至終表明：我是房地產的“白丁”。在我看來，住房構成了許多家庭的主要財產，界定著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是個公共政策的問題，任何人都有權利參與辯論。開發(fā)商、專家并不能靠專業(yè)知識來壟斷話語。比如在美國這個高度市場化的社會，房地產商人和專家并不能一手遮天。老百姓有充分的權利和權力。

　　比如，要不要建限制房地產商利潤的經濟適用房？老百姓可以投票決定。許多地區(qū)，地方的房地產開發(fā)中經濟適用房必須有一定比例，否則就會挨罰。究竟是什么比例，老百姓也有投票決定的權利。你不能僅憑人家沒有專業(yè)知識就堵住人家的嘴，剝奪人家的權利。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老百姓的政治權利，從來都是并行不悖的。缺少一個，社會既喪失了公正，也喪失了效率。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還遠遠達不到美國那樣的秩序。公布商品房成本，有助于市場的透明，會給消費者更多的權利。老百姓把一生主要的積蓄都投到了房子上，難道連造價也無權過問嗎？事實上，美國的大房地產公司，成本大多是公布的。即使你去看舊房，中間商也常常會告訴你房主何時購進，購價多少。甚至連該房上市的時間也很容易找到。不用說住房這樣的大件，像私人車這種中等規(guī)模商品，一輛車的鋼材花了多少錢，乃至工人的醫(yī)療保險和退休金攤在每輛車上是多少錢，也清清楚楚。這是透明有序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中，你如果把什么都當成“商業(yè)秘密”，誰還買你的東西？政府在稅收方面還如何管理？

　　任先生在為不公布成本辯護時，稱中美國情不同，中國是土地國有，美國是私有。然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商品房成本就更應該公布。從理論上說，土地國有，就是人民所有。商品房價格中含有土地價格的比例甚高。也就是說，開發(fā)商在人民的財產上蓋了房再賣給人民，商品房中含有許多人民自己的財產。難道人們連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值多少錢也無權知道嗎？

　　具體而言，公布商品房的成本，有諸多好處。第一個好處，就是保障老百姓的權利。眾所周知，住房的發(fā)展和拆遷密切相關，開發(fā)商的許多財富是從拆遷中來的。我曾撰文指出，現在是有房產無地產。比如你拆遷鬧市區(qū)的民居，算一下人家舊房的面積，就按相應的面積在郊區(qū)給人家一棟房，讓人家搬出世代居住的地方。房產補償了人家，地產則沒有補償。因為鬧市區(qū)的地價比郊區(qū)昂貴得多。公布了房地產成本細目，老百姓可以把不同地價的因素考慮進來，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他們應該得到什么樣的補償。

　　第二，官商勾結，市場不透明，是人們對房地產業(yè)的一個主要的抱怨。公布成本，能夠抑制權力帶來的腐敗。比如，差不多的一塊地，一個公司500萬元拿下來了，換一家則要1000萬元。這里面有什么名堂？這些細賬公布出來，有利于市場公平。

　　第三，公布成本，有助于幫助人們對商品房的價格建立一個理性的預期。我一直主張公布成本不應該剝奪企業(yè)自由定價的權利。但公布成本后，房地產的利潤率就更加透明，有助于資本市場的發(fā)展。比如，如果房地產開發(fā)利潤率達到20%，汽車制造的利潤率是10%，大量資本就會流向房地產開發(fā)，資本的競爭就會把利潤率降下來，最終使消費者受益。如果房地產利潤率奇高，成為“暴利產業(yè)”，卻無其他資本涌入，“暴利”高居不下，公布成本也能更快地暴露體制中導致資本流動阻滯的問題。同時，如果房地產的利潤率并不比其他產業(yè)高，消費者就不會奢望房價下落。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強制壓低房價，就會使資本流出房地產業(yè)，房子就會更少，房地產漲價的壓力就更大。

　　具體成本如何核算，這是技術問題。但是，市場開放透明的基本原則卻不容置疑。了解這一點，并不需要先成為房地產專家。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是認同和相信市場秩序的。他們不滿的是市場沒有秩序。他們要求公布成本，也是希望建立市場秩序�！�